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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斯大林亲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现场 |
毛泽东与斯大林首次会见的真实情景到底怎样？作为现场目击者，时任翻译的俄国人费德林以其独特的视角将读者带回到那非同寻常的历史现场……下文摘自《纵横》2002年7月号，（俄）费德林文，马贵凡译。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整，毛泽东一行的专列缓缓驶抵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贵宾们受到几乎全体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欢迎。斯大林未到场，是因为他通常不到车站迎接客人。
由于毛泽东患感冒，由莫洛托夫主持的欢迎仪式从简，介绍外交使团的仪式也被取消。毛泽东在快速检阅了仪仗队，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后，便驱车前往为他准备的别墅——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使用过的别墅之一。
当日下午6时，毛泽东在稍事休息之后，即会见了斯大林（有人后来称斯大林几乎整整一个月时间未会见毛泽东，对中国领袖未表现出应有的关心，这种说法造成了人们对宾主关系的误解。实际上情况正相反，至少我是完全不同的气氛和态度的见证人）。
我清楚记得当年斯大林和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时的情景。会见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因工作关系，我有幸作为翻译陪同毛泽东。
两个大人物的见面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我们面前的门打开的时候，斯大林站在办公室深处，要走过整个房间才能到他跟前，他不慌不忙，以其特有的步履缓缓地离开他的办公桌，好像这之前他在工作。稳重、安详，表明他胸有成竹。他朝我们走了几步，但没有表现出急迫的样子。
毛泽东的举止不同，在我的眼里，他突然变得判若两人。他沿着地毯急切地向前走去，我几乎跟不上他。他显得很激动，脸上出现了忧心忡忡的表情。
“您好，斯大林同志。”毛泽东动情地说，双手迅速握住斯大林的手长时间不放，表示出有机会见到斯大林很满意。
“您来了我很高兴，毛泽东同志。”斯大林小声地说，稍停顿后又补充道，“您看上去比我年轻、健壮。”然后，斯大林请客人走到顺墙摆放的一个长会议桌旁。
“请毛泽东同志坐到桌子另一侧，我们面对面坐。”斯大林对我说，并用手指向客人坐的椅子。
当毛泽东坐下，而陪同他的助手师哲坐到他身边后，斯大林转向我，压低声音说：“您坐到桌首主席位置上，在那儿您方便，而且也不会妨碍我们。”
我意识到自己在这里是多余的。我明白，宾主都不希望我在场，但他们又不得不忍受，至少表面上要有礼貌。
我在桌首可以看到这两个大人物的言谈举止特征。斯大林明显很谨慎，言语不多，所做的一些简短的插话，带有习惯的格鲁吉亚口音，有时斜眼看看远道来的客人。斯大林很少直视对方，他的目光常常转到旁边什么地方。老实说，这使翻译难以迅速而准确地理解他讲的话。而当他发现我为难时，便立即用无懈可击的发音法重复一遍。应该说，斯大林从第一次会见来访者起，就一直对对方很殷勤。
而另一方，客人用湖南方言彬彬有礼地讲着，由于语速很急促，使我一时反应不及，因此觉得他的话有些零乱。毛泽东报告了中国国内局势，讲述了同国民党的战斗、国内经济的崩溃、土地问题和种种困难。他相当详细地谈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接连不断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史。他反复说，采用武装斗争的方式进行人民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坚信不移，因而在任何牺牲面前都未却步。革命的胜利使人民站起来了，挺起了腰杆……不言而喻，毛泽东也衷心感谢斯大林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兄弟般援助，感谢苏联表现出来的伟大无私精神和对革命的忠诚。但据我记忆，他未谈及过去同共产国际和他本人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分歧。斯大林也未谈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他们自己找到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他们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了。据说，1949年7月，刘少奇以中共代表身份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曾表示了歉意，说他本人和其他人过去提出过劝告和建议，干涉了中国革命。当时他说：“阻挠过你们的事业，我很遗憾。”虽然这种自我批评是私下作出的，但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
无需详细叙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整个谈话过程。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见，谈的许多内容都是一般性的，我只想指出，斯大林很仔细地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反复询问，有时为弄清某一情况，还提出问题。我为了作出准确的表达，翻译时试图抓住每个字句的色彩。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而且有一种恐惧感。据说，每个人的命运是命中注定的。我怎么能想到，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在“父亲和导师”面前把“各族人民领袖”的话译成中文呢？现在当然可以心平气和地议论这件事，但在当时，站在笼罩着神圣光环的斯大林身边，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会有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谁也不知道这一礼节性会见将如何结束……
斯大林70诞辰庆典过去几天后，斯大林开始与毛泽东正式会谈。会谈一般都在位于莫斯科近郊的斯大林孔策沃别墅举行，时间常常安排在夜间，由斯大林本人确定。据说，斯大林从搞地下工作和流放时起，就习惯在夜间工作了。
同毛泽东会谈的题目各种各样，没有严格的议程，基本上都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对话，其他人默默沉思。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双方就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就这样协商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性条款。关于各条款具体内容的谈判，是在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以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之间进行的。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由两国外长维辛斯基和周恩来签署，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中苏双方部分重要人物出席了签字仪式。
斯大林和毛泽东对条约主要条款的协商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分歧，彼此之间完全理解。在军事战略方面，条约规定双方要采取共同行动，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和日本侵略行动的重演，防止以任何形式直接、间接策应日本侵略行动的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动重演。这意味着，如果两国之中的一国受到日本或其盟国的进攻，另一国将立即尽全力给以军事上或其他方面的援助。因此，两个邻国都希望根据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巩固远东及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同时双方表示，准备本着诚恳合作的精神，参加各种旨在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并确认它们打算为尽快实现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竭尽全力。双方相信，加强苏中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遵循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需要，协商涉及苏中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
缔约双方保证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根据平等、互利、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努力发展和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互相提供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和实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除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还协商了两国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等问题的协定内容。
这里要说明的是，1945年以后，远东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军国主义遭到失败，国民党反动政府被推翻，中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整个国家，实行同苏联的友好合作政策，并且证明自己有能力捍卫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民族荣誉和中国人民的尊严。这样才有可能重新研究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等问题，并就此签订专门的协定。
苏方同意将中长铁路的所有管理权及其财产无偿地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打算在同日本签订和约后，直接完成移交手续，但不迟于1952年底。
苏军将撤离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这个地区的设施将在同日本签订和约后，直接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不迟于1952年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补偿苏联自1945年以来修复和建设设施的费用。
双方决定，大连港问题将在同日本签订和约之后研究（稍晚，尽管同日本的和约未签定，苏联还是把大连交给了中国）。
为支付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设备和其他物资的款项，双方就向中国政府提供3亿美元苏联贷款问题达成了协议。鉴于中国土地上的长期战争造成了巨大破坏，苏联政府同意提供年利率l％的优惠贷款。
通过上述条约和协定，巩固了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苏中关系史中写下了新的重要一页。周恩来称：“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也特别表现了苏联在斯大林元帅的指导下，热情地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毫无疑问，中苏两大国这样的亲密真诚合作，是具有极其深长的历史意义的，而对于东方与世界的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事业，将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的影响和结果。”
最后签订条约是两大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和会谈的高潮，是迈出勇敢的一步。对这个历史事件，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人们都感到很满意。
时间在流逝，1949年已一去不复返。1950年2月临近，签订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日子也将随之到来。
在一次会晤中，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一个请求，他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想在签订条约后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
“好啊。”斯大林回答说。
“不过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而是在另一个地方，比如大都会饭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要知道，斯大林同志，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不很合适。”
“这倒也是，但是我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在外国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从未出席过。”
“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招待会没有您出席……不，不，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们请求您，恳切地请求您接受我们的邀请。”毛泽东坚持说。
出现了停顿，斯大林未急于回答。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等待着主人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很想让我出席，我就出席。”斯大林终于开口了。接着他们转到其他话题，斯大林一生严格遵守的誓言就这样被打破。
2月14日，在指定的日子和时刻，中国主人和客人聚集在大都会饭店宴会厅。虽然这里应该呈现一种庆祝的气氛，但许多人脸上却表露出担心甚至不安的神色。斯大林会遵守诺言吗？会出席吗？
一名上校抓住我的手，把我领到门厅，指给我应站的位置。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入口，周围没有任何人，只有一名存衣处服务员站在衣架旁。
不一会儿，正门打开了，斯大林出现了！他快速环顾一下门厅，发现我后，不慌不忙地向我走来。
走近存衣处，他开始解大衣，殷勤的服务员好像踩到弹簧一般“跳”到他面前，恭敬地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让我帮您脱吧！”
斯大林看了一眼服务员，彬彬有礼地打了个招呼：“谢谢，这事好像我也会做。”随后向我挤了挤眼。
脱掉大衣，他走进存衣处，挂上大衣，把大沿帽放到架子上，照照镜子，理理头发，对我说：“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吗？”
“是的，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国朋友早就到了，他们在等您。”
“在这种场合，您领着我走吧。”他说着，并用手碰一下我的肩膀。
于是我领着斯大林走进宴会厅，宴会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斯大林略停了一下脚步，扫视着聚集在这里的人，随即让我同他一起走近站在“主席团”长条桌旁的毛泽东。他们互致问候、握手，匆忙交谈几句关于彼此健康情况的话。接着，以仪表端正，严肃认真的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同志，一一走近斯大林与其握手问候。
在宴会厅里，大家情绪都很高，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单独站着一排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们是贝利亚、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斯维尔尼克、苏斯洛夫和布尔加宁。
祝酒开始了，人们听到了一个接一个的祝酒词，但是所有人的目光都没有离开两位国家领导人。他们并肩站着，不时交谈几句，基本上都是些友好的言语、插话，且多半出自斯大林之口。
终于，斯大林做出了该停下来的手势，可非但无济于事，反而倒引起新的欢呼浪潮。他不断挥手，设法冷却人们的欢呼。他转向毛泽东，对他说：“您看看我们的‘斯捷潘大叔’。瞧，他比所有人都高出整整一个头。这是一位著名的儿童作家。”斯大林愉快地说着，并请C·B·米哈尔科夫走到他身边。
毛泽东立刻不引人注意地问我：“刚才斯大林同志说的‘斯捷潘大叔’是怎么回事？”自然，我向他讲述了作家的情况和他创造的典型人物。
“您怎么至今对儿童文学还感兴趣？”他问我。
“是的，我的孩子特别喜欢我给他们讲述我在皮亚季戈尔斯克市同米哈尔科夫一起度过的小学时代。”我炫耀着自己同著名作家关系的密切。
“让我想一想，”毛泽东大声说，“我好像已经知道点儿他的情况……周恩来对我说过，他口吃，是吗？”
“是的，是这样。如果一个学生，比如未做完家庭作业，或者回答不上来学校老师的提问，口吃常常是有好处的。总的来说，这位儿童作家，惊人的机灵，他知道什么时候讲话，讲什么和对谁讲。”
大家急切地等待着最主要的场面——斯大林讲话的开始，正是他能讲些表达历史事件的深远意义的话。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斯大林作出手势，请大家安静。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因为历史给了我们毛泽东这样杰出的马列主义者、无畏的共产党人。同志们，为他的健康和成就干杯！”大家一起干杯，会场再次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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