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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史学研讨会相比，这次会议最另类的地方是与会学者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九个不同学科，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他们虽然来自不同学科，却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当你拿到与会学者的名单时，你可以看到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阵营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毛丹（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北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汪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黄克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李伯重（清华大学经济系）、王笛（美国德克萨斯州A.M大学）、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葛兆光（清华大学历史系）、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纳日碧力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律系）、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孙江（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应星（中国政法大学）、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系）、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系）、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等等。前一段曾极力回避媒体的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可以说，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深入交流（请注意：他们的学术交往并不是从本次会议才开始的），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与会代表中的史学工作者都非常关注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希望摆脱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国的约束和规定，因此，无论是冲击——反应模式还是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都是他们批评反思的对象。至于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曾经接受的理论训练全部来自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当他们意识到这点时，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要回到中国的本土经验上来，也就是要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模式中寻求理论支点。可以说，与会学者对话的基础首先是强烈的本土意识。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敏锐的感觉。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大量阅读和翻译国外相关著作，使用和改造其中的概念和范畴，这使得他们与国外学者之间有了可对话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又是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阵营中的代表人物。总之，关注本土问题，也了解西方学术发展的新动向，这是大多数与会学者的共同特点。具体到本次会议，他们主要探讨的问题可以归为如下三类：一、历史记忆问题；二、历史书写问题；三、地方性知识和普遍知识的关系问题。
会议的主办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表示，这次会议要为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全面展示自己介入史学的方法和理念，当然，目的还是服务于史学研究。但是，几场报告听下来，会议主持人杨念群却大呼“引狼入室”，这是因为各路英豪的发言显示他们已经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不同路径对史学进行了全面渗透，令人不得不问：史学的主体性到底是什么？它该怎样在其他学科的包围中确立自己的位置？
自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之后，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100年，中国史学的风格和流派基本没有超越新史学的命题和框架。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他学科纷纷进入史学领域，探讨史学课题，开始打破梁启超对史学的解释和对史学的内涵与格局的规定，而且已初见成果。在文学方面，葛兆光用新的方法书写思想史，而汪晖则将思想史纳入现代性的框架里，提出了传统研究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在人类学方面，王铭铭将田野与地方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史学的文本解读方式是个强烈冲击，这是因为田野调查有时甚至可以将文献记载全盘推翻；梁治平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法律史，他的研究成果表明，由于制度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可能会完全没有意义，所以不能仅仅从制度演进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法律。此外，孙歌在确定亚洲概念的研究工作中，从分析日本的情况入手，指出我们据以界定亚洲的根据是从西方引进的，没有考虑与周边国家的互动，这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总之，这些学者的介入，对现有的史学功能、叙述方式乃至解释都是全面挑战，迫使史学工作者不得不回答史学的本体性问题以确定自己的位置，然而怎样的回答才是有力呢？
对于这种形势及其在本次会议中的体现，主办者表示，发起这次研讨会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们希望打破学科边界，广泛探讨新时期新史学的内涵，这个目的是单纯的史学会议所无法达到的。在他们看来，冲突也是一种互动，其结果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一方面，历史学需要回答自身的定位问题，另一方面，其他学科也要思考自己应该怎样介入历史学，是保持一个限度，还是完全把界限打破，从各个角度取代历史学。如果的确存在一个限度的话，它是由历史学规定的吗？如果历史学无力规定，那么其他学科有可能自律吗？虽然在本次会议上学者们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但主办者仍然认为分歧有时比共识还重要，所以这是一件好事。
整个会议中史学工作者表现低调，面对其他学科的风雷之势，他们的回应几乎令人无法察觉。但这不说明他们无动于衷，沉默，正意味着深刻的思考。不过，在会议之外的私下交流中，他们倒是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一些看法。
有的学者坦言，目前历史学的确没办法给自己一个定位，其背景原因很深刻。中国传统史学讲究叙事，讲究感悟和体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体系的引入，史学越来越理论化，抽象化，追求宏大叙事，寻找历史规律，历史似乎必须被赋予一些规则才有意义，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使史学还没有找到新的定位就先丧失了传统，在其他学科的大举进攻下显得无还手之力。他们客观地指出，本次会议中史学工作者的声音微弱是很自然的，这是因为，在重新定位的过程中，他们提倡恢复历史现场感，但是目前还不能用某种理论框架来驾驭这种现场感。在强调理论的语境下，掌握理论的人会表现得更加自信，而讲究叙述和体验的史学工作者则无法像他们那样挥洒自如。但是他们也指出，叙述和感悟，这也许就是史学守住边界的最根本的方式，因为史学研究的理念需要体现在具体研究当中。当然，他们也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套概念体系，否则就无法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而只能做些搜集材料的工作（李伯重曾戏引英文中的称呼：hunting dog）。但是他们希望建立的是可以分成若干层次的，既能够包容又能够驾驭叙述和感悟的理论框架，它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在本次会议的讨论中，他们感到不同学科的学者还是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对话的，这说明其他学科现有的概念和方法对建立史学的理论框架是有帮助的。也有的学者更加强调史学本身的研究方法和发展规律，他们认为，自己虽然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状况，但不必求助于它们也能够建立主体概念和理论。
在被问及其他学科学者介入史学的原因时，史学工作者的回答是比较一致的。他们认为，其他学科需要史学，是要给自己一个合法性。中国历史的相关性很强，传统文化中越是久远的东西对现实的影响越大，人们愿意从中发掘出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符号，作为自己生存状态的参照。以人类学为例，它的田野工作必定要与历史相关的，否则没有办法定位。另有一些学者的解释虽然与上述提法使用了不同的词句，但其中的含义是相同的。他们认为，史学对于其他学科的作用在于确定边界，也就是说理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成立，什么情况下不成立，正因如此，一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到最后就要进入历史层面，寻究问题的根源，这也是不同学科纷纷介入历史研究的原因。
对于会议中其他学科学者的发言，大多数史学工作者评价说，汪晖对历史学有比较准确的感觉，对传统制度的理解也比较深刻；他们对纳日碧力戈所谈的多义的历史很感兴趣，也关注他所研究的跨语言实践问题；对贺照田强调在思想史研究中应对历史进行直观而非“科学”的把握也表示赞赏；此外，王铭铭对中国历史上治乱的认识比较接近日常生活中时间概念的本质。总之，他们认同的还是有历史感的社会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对于所谓“没有历史感”的发言，他们则抱以不了解就不评价的谨慎态度。
在与会的九个学科当中，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最为微妙。一段时间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概念对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然也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据记者了解，一个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的访谈已经在质询历史学如何定位的问题。会议主办者认为，来自华南的几位学者与人类学者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接近，在研究对象上互有交叉，相互了解也比较多，有能力出手回应人类学的挑战，因此“别有用心”地把他们与人类学学者安排在一个时段发言，希望形成一种互相切磋抗辩的态势。颇为有趣的是，无论是这几位学者还是人类学学者都谈得曲折有致，主办者的设计落了空。但是，从两个学科学者的对话中，人们还是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其中的要义不仅对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划界，而且对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划界都有启发意义。
首先，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标准的田野工作，而历史学仍是以文献为主田野为辅。刘志伟与其合作者萧凤霞一起进村时，后者会马上关注村民的日常生活而前者会要求先看族谱。因此，虽然史学工作者应用田野方法弥补地方文献的稀少，但不会因此变成人类学家。其次，人类学研究更多是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过程，其目的在于直接回答现实问题。而历史学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的推演过程，它讲究事物发展的前后关联性但未必是因果性。也就是说，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应该是间接的（有的学者指出，历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增强实际上是受社会科学理论影响的结果）。最后，历史学中的某些概念，如地方性、地方感等等是从人类学中引申出来的。但是，要让这套概念回到历史现场中去检验和发展，历史学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长期接触史料的过程中，史学工作者形成了对历史的深刻体验和细腻感受，能够帮助他们准确把握历史现场中人的思维态度和生存状况。
虽然争论不如希望的那样激烈，但是主办者仍然很愉快，因为本次研讨会无疑已经引发了新世纪新史学的深层思考。 本版摄影侯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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