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世极稀的1623年《莎士比亚全集》第一版 |
在今天,人们认为莎士比亚的抒情诗与他的剧作比起来微不足道;而在莎士比亚自己的时代,知识界却更多地把他看作是一个诗人而不是剧作家。他的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冬尼》(Venus and Adonis)到1616年他去世为止出了10个版本,到1640年为止又出了6个版本。他的另一首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The Rape of Lucrece,或译《贞女劫》)虽然没那么受欢迎,但其流行广度也超过了他的任何一部剧作——他在世时出了6个版本,到1640年为止又出了2个。莎士比亚最受欢迎的剧作是《理查三世》和《理查二世》,到1616年为止分别出了5个版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有4个版本,而《哈姆雷特》只出了3个版本。
从18世纪开始,莎士比亚的叙事诗对读者们来说成了他著作中无足轻重的东西。另一方面,他的十四行诗到18世纪末还识者寥寥,但到20世纪却成了人们构建完整的莎士比亚形象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当然,这种变化与大量的修订、校正和阐释工作密切相关。这首先应归功于18世纪的学者埃德蒙·马隆(Edmond Malone,1741-1812),他是自《莎士比亚全集》第一版(First Folio,1623年出版)的编者之后对塑造我们所知的“莎士比亚”形象贡献最大的人。马隆的版本中那些最成问题的莎士比亚诗作与原作可能有相当大的不同,但它们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后者。
自从《莎士比亚全集》第一版出版以来,莎士比亚的正统形象就成了剧作家,这不免让人遐想:如果这版《全集》中包括了他的诗歌的话,我们眼中的莎士比亚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这版《全集》是全部作品集而不只是全部剧作集的话。人们总是说《全集》第一版的原型是1616年出版的《本·琼森作品全集》(Benjamin Jonson,1572-1637,英国演员、作家)第一版,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对的。琼森的全集不仅包括了他的剧作,也收入了他的诗歌、假面剧本和大量的评论。在文学史上,琼森被同时看成是诗人和剧作家。他的诗歌和假面剧详尽揭示了他涉足贵族赞助人和鉴赏家圈子的情况,而这是我们理解他的创作生涯的关键因素。如果莎士比亚的诗作从一开始就包括在他的全集中的话,我们至少会更认真地研究他在与琼森所处的同一个由赞助人、精英读者以及崇拜他的贵族所构成的社交圈子里的活动。他的两首叙事长诗中的题献表明了他的雄心并不止于舞台(莎士比亚的《鲁克丽丝受辱记》及《维纳斯与阿冬尼》均是题献给南安普敦伯爵及提齐菲尔男爵亨利·瑞奥瑟斯利)。
为什么他的诗歌没有包括在《全集》第一版中?这可能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这本书是由King's Men剧团(莎士比亚是这家剧团的大股东、剧作家和演员)为纪念他们最可敬的同事而编纂的,而这个剧团只拥有剧作的版权。由于莎士比亚的叙事诗在1623年仍然卖得不错,去买它们的版权来重印就算可能也不会很容易。至于那些十四行诗,谁知道?莎士比亚一生中就只在1609年出版过一本十四行诗集,得到的收益似乎也很少:少得直到1640年才有第二版问世。也许《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十四行诗的原因只不过是人们认为它们不值得被收进去。
莎士比亚诗歌的编辑史反映了我们对莎士比亚诗人身份的看法是多么的复杂和矛盾。《维纳斯与阿冬尼》(1593年出版)和《鲁克丽丝受辱记》(1594年出版)的初版本都是印制精良、风格优雅的小书。它们的对象是那些对拉丁文及英文经典著作都有所认识的读者,风格类似不久前出版的奥维德(Ovid,前48-17,古罗马诗人)、斯宾塞(Spenser,1552?-1599,英国诗人)以及西德尼(Sidney,1554-1586,英格兰诗人)等人的诗集。两首诗中都有对南安普敦伯爵过分恭维的献辞,后者是一个富于魅力的年轻贵族(《维纳斯与阿冬尼》出版时他才19岁),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1520-1598,英国政治家,伊丽莎白一世的枢密顾问)是他的保护人。这是伊丽莎白时代那些志存高远的诗人取得晋身之阶的方法:找一个慷慨的贵族做自己的赞助人,在献辞中对其品味大加称赞,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这一套对莎士比亚来说也是行得通的,至少在一开始时是如此,因为《鲁克丽丝受辱记》中的献辞比《维纳斯与阿冬尼》中的还要肉麻得多;反过来,此后莎士比亚再也没有致南安普敦伯爵的题献的事实表明他这条路最终没有走通。南安普敦伯爵品味上佳,风度翩翩,但他在21岁时继承了实际上是一堆债务的遗产:艺术赞助毕竟不能光靠品味。
《维纳斯与阿冬尼》机智、时髦而有独创性。它大胆地表现着色情,甚至没有什么道德意识。虽然其中的性描写对我们来说更多是滑稽而不是色情,但在莎士比亚自己的时代人们经常拿这首诗的广受欢迎来证明年轻人、知识阶层或者——听起来很离谱——天主教会的道德沦丧。离经叛道的修士托马斯·鲁宾逊(Thomas Robinson)在一本出版于1622年的名为《里斯本英国女修道院探秘》(The Anatomy of the English Nunnery at Lisbon)的小册子中描述了一位告解神父同那里的修女们的愉快生活:“晚餐过后,他通常会读一点《维纳斯与阿冬尼》、乔治·皮尔(George Peele,1556?-1596,英国剧作家)的俏皮话或是其他一些类似的下流书籍,因为他屋子里几乎有所有的英国出版的无聊小册子。”《鲁克丽丝受辱记》看起来没那么放肆——当然也就无趣得多——但是除了说教以外,里面也有不少东西可以满足文艺复兴时期色情狂和虐待狂的想象。此外,这两首诗里的那些让我们感到无聊乏味的东西——拘谨的形式、过分的夸张、繁复和不着边际的描写:一句话,就是我们最伟大戏剧家的叙述中那些完全没有戏剧性的东西——却是当时读者由衷赞美的东西:正是它们使莎士比亚获得了与斯宾塞和马洛(Marlowe,1564-1593,英国剧作家和诗人)相当的诗人地位。
在编辑学和文献学意义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与前两首叙事诗完全是两码事。它们一开始并不是一本书。至少,它们中有一部分最初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的——多才多艺的作家弗朗西斯·米尔斯(Francis Meres,1565-1647,英国作家)在1598年赞美莎士比亚“在亲密朋友当中流传的甜美的十四行诗”。我们很难确定“甜美”一词究竟是指像“谁有力量损害人而不这样干”(第94首)这样的诗还是“把精力消耗在耻辱的沙漠里”(第129首)一类的诗,但这个形容词无疑说明了这些十四行诗中有许多是写给心爱的年轻男子的。传阅的发行方式并不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当时许多抒情诗都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许多经典诗歌起初都是圈内文学:诗人是在为他熟识的读者写作。多恩(Donne,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人和神学家)在世时一直拒绝出版自己的抒情诗,因为这样他就没法控制读者的范围。写作这些“甜美的十四行诗”的那个莎士比亚属于他两首叙事长诗的献辞所指涉的那个社交圈子。莎士比亚的《凤凰与斑鸠》(The Phoenix and the Turtle)以及《情女怨》(A Lover's Complaint)看起来与他的戏剧绝不相类,后者更是到近几十年才被认定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如果我们把它们与莎士比亚其他诗作一同参看,就会发现它们在文学理念和知识背景上都是完全一致的。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变成印刷品的过程并不清楚,但没有理由认为1609年版本的出版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地方。出版人托马斯·索普(Thomas Thorpe)曾经印过琼森的剧本,莎士比亚可能给过他一些诗稿让他出版。但这些手稿的整理工作不如那两首叙事诗做得好,似乎索普的原稿更可能是从其他人那里拿来的。我们不知道这次出版是否征得了莎士比亚的同意,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知识产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而在当时拥有手稿的人就可以被视为拥有版权。索普的版本偶有不清楚的地方,但其文本总体上是令人满意的。它编辑上的问题不容否认,但这并非是印刷商的过错。
《维纳斯与阿冬尼》和《鲁克丽丝受辱记》相继大获成功,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1609年却不受欢迎,这其中的原因难以说得明白。但这至少提醒我们应对扉页上的莎士比亚名字就是出版商利益的保证这一说法有所保留。诗中那些关于情感骚动和不一般的性爱的欲言又止的描写使我们无法抗拒,但对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来说却显然不是什么好的卖点。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忽视的通常解释是当时十四行诗已经过时了,然而在1609年莎士比亚无疑还没有过时。这些十四行诗虽然已经印行,却仍然是圈子里的文学。从它们在当时各种摘记簿中出现的次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对圈子里的读者的吸引力仍在持续:诗已经出版了,人们却还在抄录和传诵他们喜欢的篇什,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但这个集子直到1640年才有第二版,那时莎士比亚已经死了24年。
第二版当中有大量的改动。出版人约翰·本森(John Benson)靠持续畅销的《维纳斯与阿冬尼》筹到资金出版了这本书,并使它看来像是一部新的莎士比亚爱情诗集,而不是过时的十四行诗集。这种改动既关系到形式也关系到性:许多十四行诗被两两放置在一起成为28行的诗歌,并被加上了《真心赞美》(True Admiration)、《自矜明艳》(Self-Flattery of Her Beauty)以及《求她答允》(An Entreaty for Her Acceptance)等标题——正如后两个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大部分给男子的情诗都被变成了给女人的诗。要做到这一点,只需把诗中的3个男性代词改成女性代词再加上几个标注着性别的标题就行了。由于这些写给青年男子的十四行诗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叙事,本森的改动实际上使这些诗完全变了样。本森这么做也许并不是因为对莎士比亚的性取向神经过敏,他只是想使这些诗焕然一新,他通过这种方法使这本书由伊丽莎白时代的十四行诗集变成了查理一世时代骑士派诗人(Cavalier)的情诗集。
这个版本也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此后到1710年才有了另一版。当时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1674-1718,英国作家)编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了一个增补本,其中收入了本森编的诗集。本森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直到18世纪末还是标准版本,实际上,其中那些动过手术的诗到19世纪还在再版。是马隆使它们恢复了1609年时的原貌,他在1780年推出的版本参校了原稿,使诗的编辑达到了与戏剧编辑相当的水平。他对索普版本的校改整体上说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人们因此认为是他使莎士比亚恢复了本来面目——至少他使前面126首十四行诗的对象变回了男性。现在看来,他对1609年版本的一些改动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马隆的版本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和我们一样,济慈、华兹华斯、叶芝、艾略特等伟大诗人读到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也是马隆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