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场沸沸扬扬的欧洲疯牛病,科学家们的经验教训是:“同类相食是错误的。”2001年第8期《环球》杂志派驻伦敦记者王艳红撰稿《谁诅咒了英国》一文中写道:“至于疯牛病,虽然人们对其传染机制和发病机理还知之甚少,但对其大规模爆发的原因也已基本达成共识:农业经营者为了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而广泛使用‘种内循环’式饲养法,用死牛、牛骨、牛下水等制造牛饲料。病牛体内的致病毒蛋白被健康的牛吃掉,引起‘链式反应’,使病牛数量呈爆炸式增长’,造成了整个欧洲畜牧业的灾难。”那么,这场大规模的疯牛病危机给我们的教益是什么呢?许多科学家说,不应该在第一头牛发病时隐瞒真相,以致灾难一步步扩大;也有的说贪图低成本、高效益的利益趋动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以上都是西方科学家从他们的文化观点出发得出的经验教训。那么从中国人的文化出发,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中国二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对于祭祀曾经有一个严格的规定:那就是“六畜不相为用”。其本义原指祭人就不能杀人做牺牲,这是春秋时期鲁僖公十九年的事。《左传》纪这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曾阝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曾阝国国君曾阝子未赶上宋国、曹国、邾国的曹南之盟,宋襄公就要邾文公杀了曾阝子以祭祀次睢的土地神。宋国的司马子鱼批评道,即便是祭祀,古时候的六畜都不相为用。也就是祭马神不能杀马作牺牲,祭牛神不能杀牛作牺牲。那么祭祀保佑人的土地神当然更不能杀人作牺牲了。为小事祭祀都不能用大牺牲,哪里竟能够用人来作牺牲呢?
子鱼的一番话让我们知道了在春秋时人就视为古代的中国社会曾规定的一条铁律:祭祀不能用同类。既然祭祀都不能用同类,那么自然同类不得相食。六畜不相为用,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同类相食”这错误的源头。从而制止了这种疯牛或疯羊病的爆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虽是世界上最早的牲畜养殖业国家,可从未听说过什么疯牛病的原因,这也是中国古代深厚悠远的仁爱哲学福佑泽被我中华子孙绵绵不绝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