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
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有一段非常简明而内容十分丰富的话：“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
从这样一个大背景来考虑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以为，至少有四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一是国内的形势。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还需要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深刻变革，人们面临的、急待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必然愈来愈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社会所有的重大问题，没有一个不需要靠人文社会科学来解决。
二是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用了“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八个字，强烈地向人们提示对这个问题应有的紧迫感。综合国力，经济实力、技术实力是物质基础，但正如十五大指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而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在这些方面，人文社会科学无疑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
三是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将更多地依赖于或取决于知识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也会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要清醒地自觉地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和共同高扬。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是人发明的，也应该是为人服务的，科技应该而且必须以人为本。人类发展史表明：任何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科技进步和人文社会科学进步相互协同作用的产物。
四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既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也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它要求我们培养出大批既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熟悉国际游戏规则、又有清醒的政治头脑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在积极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又要努力避免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把世界导向政治一体化和文化单一化的方向。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作出艰辛的顽强的努力。
总之，时代给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必将以出色的科学成果回答时代的呼唤。
陈桦
回首上个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伴随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人文科学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令人关注的一些社会问题，并不可能通过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得到解决，而是需要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素质、道德、思想意识以及社会管理水平。人文科学不仅使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得以传承发扬，而且还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和科技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在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全党和全国充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应该说，这是党中央为确保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而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人文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同时这也是它的重要使命。谈到人才培养，从广义上讲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人文科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其二，全社会人文素质的提高。目前我国这方面的情况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专业人才综合性知识水平不高，基础不够宽厚，非专业人才的人文素养相对薄弱，人文科学的教育与普及工作尚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物质文明的需要。人文科学的人才培养工作应不断地进行探索，不断有所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著名大学，人文学科学术实力雄厚，既有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同时还有一批颇具影响和潜力的中青年学术骨干，长期以来不仅完成了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而且培养了大量的高层次人才。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加强人文科学人才培养是中国人民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光荣使命。为此，学校最近对人文学科的资源进行了整合，在原有的哲学系、宗教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系、清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文学院。人文学院的建立，旨在发挥人文学科的整体优势，在充分保证各学科自身特色及发展的前提下，加强学科间的联系，鼓励学科交叉，打造强强联合的人文学科航空母舰，为人文科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陈先达
当前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日益融为一体，而科技与人文却日益分裂，形成了所谓两种文化的对立。而就人文学科内部来说，文史哲又互相隔离，甚至有门户之见。这种情况对我们人文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为此，我们必须沟通文理，发挥文史哲各系的优势互补。
在有些学者看来，人文学科根本不可能是科学的，而只能是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的主观爱好。这种否定人文学科的科学性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理解两种文化的区别。科技与人文是两种类型的文化，它们在对象、功能和方法上都存在区别。自然科学和技术是以客观的物质世界为对象，它探求的是普遍的，不依任何个人、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差别为转移的规律。人文文化不同。它面对的是人和人类社会自身。它既不可能求助于实验，也不能单纯依靠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文化产品一般不具有量的可测量性，它的结论也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性质和方式的可重复性。因而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与然科学同样的方法是很难奏效的。可是有些学者由此根本否认人文学科具有科学性，认为人文学科不可能有归纳，只能理解；不能概括，只能描述，不存在客观内容，只存在主体的体验。因而在方法论上只是片面强调解读、重构、理解、对话和语境。把有一定价值的方法推向极端。我们并不否认人文学科研究中考虑语境、考虑研究主体所处的条件和不同的解读方式的重要性。但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同样有真理和谬误问题，有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任何解读都应该具有历史性、客观性、和可理解性。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有效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在人文学科中处于主导地位。
我以为，我们年轻一代的人文学者，应该关注当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新成就。自然科学就其在生产中应用而言是生产力，可就观念形态而言，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都是属于文化观念。科学技术中所蕴涵的人文价值是应该重视的。它不仅提供新的认识工具，而且人文学科也可能从中提炼出新的思维方法。我自己是科盲，我深感它束缚我的哲学研究，没有后劲，没有根基。我希望新一代的人文学者和研究者，能够懂得更多的自然科学。精通文理，学贯古今，是不容易的。但关注自然科学技术新成就开阔眼界，从两种文化对立的困境走出来还是可以做到的。
刘大椿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称，有时也被称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科等。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界定模糊、争议颇多的基本概念，其中涉及到对认识活动、科学划界标准与知识分类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
现在世界各国对科学的理解大体上有两种：一是英美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应是具有高度的逻辑严密性的实证知识体系。二是德国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就是指一切体系化的知识。人们对事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不管它是否体现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性，都应该属于科学的范畴。按照英美的理解，只有自然科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科学勉强可以算科学，而人文方面则不能看成是科学。但按德国的理解，则人文科学也应当属于科学。德国人把所有科学只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文化科学）。这里的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英美传统与德国传统对学科界定的看法是这一问题上的主流观点，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上。
人文学科的英文词humanities源出于拉丁文humanists，意即人性、教养。原指与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后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而人文科学的德文词Geisteswissen schaften的意思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人文学科，相当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文社会科学。在我国翻译的西方文献中，英文humanities一词有时被翻译成人文科学，有时也被翻译为人文学科。这表明在译者心目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是同义词，可以不加区别的混同使用。
可以认为，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都以人类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都是对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探究，目的在于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使心灵和生命有所归依。但在汉语言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的词源意义是有区别的，前者直接就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音乐、美术、戏剧、宗教、诗歌、神话、语言等作品以及创作规范与技能等方面的知识。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体验与思考，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认识成果的系统化、理论化，如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宗教学、文学、神话学、语言学等。实际上，前者（人文学科）形成于先，后者（人文科学）发展在后；前者是后者展开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二者各有侧重，但也很难截然区分。
应当指出，用“人文学科”还是用“人文科学”来称呼这一知识集合体，并非只是文字游戏，而是涉及到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知识形态的重大问题。“人文学科”的称谓侧重于这一知识体系的特殊性与传统形态，并且认为该知识体系发育尚不成熟，与“科学”标准尚有较大差距。不过，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一称谓时，应看到这一知识体系的科学化趋势。“人文科学”的称谓则侧重于这一知识体系的最新发展和某些学科的相对成熟性，认为该知识体系的发育日渐成熟，已具备了“科学知识”的基本特征。但人们在这样使用这一称谓时，应注意“科学”一词已经比习见的意义更泛化了。
从该领域知识发育整体看，我们倾向使用“人文学科”称谓。因为，在使用这一称谓时，不应忽视该知识体系发展的历史状况。目前这一知识体系的发展，与一般公认的“科学”标准（可检验性、解释性、内在完备性、预见性）尚有较大差距。而且，该知识领域还有一些重要的不能以“科学”来涵盖的特点，以“人文学科”称之，比较严谨，也比较切合目前该学科群的发展实际。
现在人们往往把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知识领域，即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统称为人文社会科学，有时也简称为社会科学。这里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在承认人文现象与社会现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差异的前提下学科融合的产物，这一趋势充分体现了学科综合的时代特征。
成复旺
人文学科的命脉在于人文精神，丧失了人文精神即无所谓人文学科。
但“人文精神”是个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批判了把肉体视为“沉陷灵魂的泥潭，桎梏灵魂的枷锁”的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提出“让我们集中考虑和注意自己和自己本身的幸福吧。”（蒙台涅《论经验》）这就是当时的人文精神，它的实质就是从神转向人，从道德转向幸福，给每个人以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而到了现代，对幸福的追求又使人成了没有灵魂的“消费动物”，“以至对许多人来说，一个道德上井然有序、人们对某些事物充满神圣感的世界理想已经幻灭了。”（希尔斯《论传统》）于是再次响起了对人文精神的呼唤。那么，在今天的形势下，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是否可以回过头去，再从幸福转向道德？
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理论上也是不可取的。今天应该有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兼容幸福与道德，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它鼓励每个人充分地实现自我，但应是健全的自我。
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人文精神需要把个体与总体、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以及实在性与神圣性等从前对立的诸方面整合起来，统一起来。以实在性与神圣性而言，人心中必须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某种一想到它就使人肃然、使人激动、使人热血沸腾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把人的生存提到了真正的人的高度。但这种东西不应该是神谕，不应该是权威的指令，不应该是纯粹的“理念”，而应该就在感性的现实之中，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体验之中。
而要把这些方面整合起来，就需要为它们找到一个共同的本体。这个本体就是生命。生命是个体的，但任何生命个体都只有在生命的总体中才能生存。生命是感性的，但人是自觉的生命，人的自觉性就是理性。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生生不息的生命总体是无限的。生命是实在的，但它那无穷的创造力是神圣的。
这并不是主观设想，而是当今文化发展的客观趋势。正在兴起的生态学就把世界看作一个有机关联与相互作用的生命系统，而生态学被视为“后现代意识的楷模”和“正在形成的后现代世界观的主要载体”。与此相应的是，所谓“后现代宗教”（或称“后基督教”）也准备放弃中世纪的“上帝”观念，而代之以“神圣实在”（见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这“神圣实在”就是具有神圣的创造力的宇宙大生命。
温儒敏
相对而言，人文学科目前处在一个所谓“边沿化”的比较困难的时期。从各个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挑选专业的趋向可以看出，真正愿意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越来越少，有些学科已经后继无人。记得1983年我当过北大中文系的班主任，一个班50个学生中就有9个高考的省市“状元”。而现在“状元”几乎都到热门的应用性专业去了。近年来北大中文系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第一志愿报考录取的。有的基础性文科专业甚至连一个第一志愿的都没有。这真是有点戏剧性的变化。十多年前，从事人文学科的工作是那样令人羡慕，那时诞生了许多“文化英雄”，一部创作或一篇论文就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具体说来，是市场经济铺开，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实利化，“无用之用”的人文学科就不再那么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确实是逐步从中心转移到边沿。
平心而论，这种“转变”有历史的合理性。象1980年代人文学科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蜜月期”，毕竟只是特定时期的现象。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人文学科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位置，被赋予格外沉重的使命，受到特别的重视。拉开距离看，这不见得是正常的。现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有更多优秀的人才去搞经济，社会投入也更多地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倾斜，这是必然的带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的选择。我们应当用平常心来看待这种变化，看到其中的合理性，积极应对这种转变，重新考虑人文学科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与地位。这样的时候，人文学者特别需要有承担意识。
讲“承担”并非像过去那样，过分强调人文学科“包打天下”的功能，而是恰如其分地估价和发挥人文学科的“无用之用”，使我们的工作在文化积累以及民族精神建设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价值，不为某些时尚的标准或实利化的风气所左右，能沉下心来做学问，与拜金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这就是一种“承担”。
现在学风浮泛，学术价值标准混乱，科学主义盛行，对人文学科简直是一种“自残”。比如文学研究与评论，总得有一定的标准，光是讲无价值判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连起码的学术对话也不能进行，只能是自说自话。还有就是过分强调研究立场的超然，把本来很鲜活的文学现象也硬是作为干巴巴的“知识”来“考古”，这样的论著可能显得别致，但毕竟又是隔岸观火，无关痛痒。失去必要的历史感和分寸感，失去学术研究的基本价值标准，到头来也就可能颠覆了自己的研究。每年出版发表的论著很多，报纸刊物上“做秀”张扬的著作也不少，然而真正有学术推进意义，或者能引起关注与讨论的又有多少？人文学科是要讲积累的，但现在似乎是文化“消费”更能见效。有些学者仍然是在认真做学问，他们发现某个问题，长时间扎扎实实下功夫做出了成果，可是大量类似的短拼快的学术泡沫马上充斥左右，反而把真正好的学术成果给淹没了，把学者本来认真的心态给破坏了。这就是所谓学术生态问题。大家都疲于奔命去争各种学术量化的指标，都为了创新而创新，学术生产的机制当然就会出问题，学术生态泡沫化就是这样造成的。我们有责任抵制不良学风，改善学术生态，但也要有思想准备，估计这种状况短时期是不可能好转的。因此人文学者要有承担意识，即是在日益商业化功利化的学术环境中尽可能保持一份学术的尊严，一种学问的境界。
张岂之
当前许多人都习惯于这样的思路：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是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科学的发展将会造成一个新世纪、新人类。我觉得不论人们的思维方式如何变化，只要人类存在就不能没有人的第二生命（第一生命是人的存在）、即道德观、价值观、美学观，尽管这些在内容上会有发展创新。因此只说21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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