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婴先生以古稀之年出了一本自传体的回忆录，因为他是鲁迅先生的儿子，故将其书名定为《鲁迅与我七十年》。
早在此书还在出版社运作之中，媒体已经为此着着实实地渲染了一番。因而可以这么说，在这本书尚未面世之前，无论是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及相关研究的学者，还是成千上万热爱鲁迅的读者，无不翘首以待——因其十分醒目的书名，足以使人们藉此承继一些迄今为止尚未知晓的鲁迅遗产。
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海婴先生在此书中告诉了我们一些困惑和费解的内容，我觉得很有必要对这些内容作进一步的探究和澄清。
鲁迅因肺结核晚期又不同意外出休养疗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应当说，有关鲁迅的死因是十分明了的，也是一个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
现在，距鲁迅逝世65年之后，海婴先生用众多“疑点”，向世人包括仍活于世的巴金、黄源、梅志等前辈见证人，惊爆了一个“秘闻”：鲁迅极有可能是被他的家庭医生须藤拖延治疗谋害的。不仅如此，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还涉及到了时任中共中央特派员、党中央与鲁迅先生之间的惟一联系人冯雪峰的头上。
海婴在该书58－64页中以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为题，向我们“披露”了鲁迅的死因。其依据有二，一个是鲁迅之弟周建人1949年7月14日致许广平信，信中言：“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另一个是海婴再度依据“建人叔叔”向我们提供：“商务印书馆有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
有关须藤医生系日本“乌龙会副会长”一说，迄今无有第二人涉及。而70年前那个名叫赵平声的人其可信程度，依据又有几何？从1932年“一·二八”前到鲁迅逝世，须藤医生竟然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性谋害计划？鲁迅早年习医，难道他对同行欲谋害于他长达5年之久的拖延战术竟然无从察觉？
实际上，同海婴的说法完全相反，鲁迅对须藤医生是尊重和信赖有加的。鲁迅不仅认定须藤从来没有向他隐瞒病情，而且早在史沫特莱、冯雪峰、茅盾（兼翻译）和许广平先生一起协商邀请美国医生邓恩给他作彻底诊断之前，就向他发出了病情恶化的警告。这可以从他所写的类似遗嘱的《死》一文中找到答案（该文写于1936年9月4日，发表于同月20日出版的《中流》1卷2期。此时距他逝世还有一个月。此文后被收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6卷第611页）
鲁迅这样写道：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S医生（即须藤先生——笔者注）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
请读者们注意了，鲁迅所云“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的话，是在史沫特莱邀请美国医生邓恩为其全面诊察之前。因此，不存在海婴所述须藤医生“隐瞒病情”的说法。在《死》一文中，紧接着“也没有转告别人”之后鲁迅写道：“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生（即邓恩——笔者注）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惟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生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纵观鲁迅亲述，一是替无辜的须藤先生摘除了在他死后65年由海婴先生冠以“谋害”或“延误”的冤狱；二是经当时最具权威的肺病专家邓恩诊断，鲁迅不仅病危，而且“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掉”，其后的X光片证实了邓恩医生所言鲁迅病情的危重。萧红后来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这样追述着：“这照片取来的那天，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角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海婴先生在其书61页写道：鲁迅逝世“距他（指邓恩——笔者注）的会诊，恰好半年。”经查，史沫特莱引邓恩医生到鲁迅寓中为之全面诊察，系1936年5月31日，鲁迅在这一日日记中有“下午史君引邓医生来诊，言甚危”的字样。这一日距鲁迅逝世的10月19日，仅4个月零19天，又何来海婴先生的“恰好半年”之说。海婴先生在成书之时，难道连翻一下父亲书信日记的工夫也没有？而且就在邓医生诊察的当日下午，须藤医生也及时赶来给予了诊治，可见也没有海婴所说“拖延”一说了。因为这一日日记中鲁迅还有“须藤医生来诊”的字样。
作为妻子的许广平在其《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一文中（刊1937年10月上海《宇宙风》），也实事求是地写道：
……大家互商之后（指与冯雪峰、茅盾——笔者注），由史沫特莱女士请了一位医生来，医生诊断说已经无可设法，后来经史女士再三恳商，才说最好赶紧入医院，医三个星期，然后离开上海养病一年，什么也不做。当时史女士请先生决断一下，但是他说：“现在已好些了。”终于不相信自己的病状危急……
鲁迅病危的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其中尤以五天后宋庆龄先生的敦促信为甚。刚刚割治盲肠还不能行走的宋庆龄急切地写道：“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分耽心你的病状！我恨不得立刻来看看你……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宋庆龄最后写道：“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恳求！！！”
面对宋庆龄和众多友好的恳切要求，鲁迅又是怎样想的呢？
还是许广平在同一篇文章中作出了诠释，她写道：“宋先生那么恳切的一封信，同样不能变动他的心，他觉得若果‘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应该自己轻易舍去。另外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他向来不晓得休息和娱乐，一提起医院的静静躺倒，不言不动，不看书，不思想，不写作，凡这些，他都是不愿意的。这样坚强的意志的人，肺病实在不适宜于他。此外较小的原因，自然也在打算养病费的巨大而迟疑，虽然我再三解说了，有生命才能发展生活，然而他的意思也是那么坚定，许多朋友都觉得想尽方法，终于没奈何，仍由他在寓所养病。”
许广平先生的这个亲笔诠释，从根本上否定了海婴先生在该书中一再指责“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不将鲁迅“送入医院治疗”，“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的说法。
海婴先生还在书中写道：“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
以须藤区区一退休医生而言，他能代表“日本方面”向鲁迅发出去日本治疗的邀请？其次，翻遍鲁迅所有书信日记、许广平先生及其他亲近者的追忆、回忆，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说法的依据和由来。但鲁迅不止一次同冯雪峰、茅盾、姚克、萧军、胡风、黄源等人谈及去日本疗病的可能。到了后来，如同年初放弃接受我党和苏联政府安排去苏联疗病一样，他也放弃了去日本疗病的安排。在鲁迅逝世前数日，著名翻译家、斯诺好友姚克先生带着刚出版的译著去见鲁迅。在这篇名叫《最初和最后的一面》的悼文（刊1936年11月5日《中流》1卷5期）中，姚克先生记录了有关这次会面的谈话内容。
鲁迅：这肺病是已经有二十来年了……反正医生已经检查过我的肺，据说我这样的肺病在五年之前就早该死的。可是我至今还没有死，已经是赚到了“外快”了，所以我并不怎样放在心上。
姚克：可是，总以静养为上，不宜劳神。
鲁迅：只要坐得起来，我还要看书写文章的。叫我躺着不动，那就等于死掉。那么我还不如看看书写写文章，倒未必一定怎样。
姚克：我想最好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养病。不是听说你要到日本去治疗吗？
鲁迅：原有到日本去疗养的计划，但一则我至今每天还要发热，恐怕经不起舟车的劳顿，二则一到日本就免不了有许多新闻记者要来访问；不见他们呢，他们不免要不开心，若见他们呢，实在没有那许多精神来对付。所以现在要决计想不去了。
海婴先生还在书中指责须藤没有给鲁迅先生注射“空气针”，因而“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
事实上，正是鲁迅先生拒绝了邓恩先生关于静养一年及注射“空气针”的诊疗方案。
萧军在《病中的礼物》一文（刊1936年8月15日《作家》杂志，鲁迅生前看过这篇文章）中写道，鲁迅对他说：“只要好一点，就想要做事情……这是没有法子——他们说要我打空气针，说打一年空气针就可以好了，再就是为……可惜这两样我全做不到……我的老子没给我留下钱……”
综上所说，鲁迅的死因并非像海婴所说的是一个“公案”（见该书59页），倒是海婴先生所言种种，同鲁迅当年的书信日记及同他人的谈话，同许广平、冯雪峰、茅盾、胡风等一些亲近者及当事人的当时记述，有着如此之大、之多的差异。
在该书60－61页，海婴先生再次借用“建人叔叔”的话，在指责冯雪峰仍“赞成老医生（即须藤——笔者注）继续看下去”，搁置“邓医生的建议”，导致鲁迅不出半年即告“去世”的同时，亲笔作了一个颇能引发读者愤懑的“附注”。现全文转录如下：
中日关系紧张时，要想和冯雪峰、周扬商量一件事。他们都不露面，甚至传递点消息都不易。叔叔找冯雪峰的妻子递话，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叔叔还讲到过，在十九路军抗日时期，冯雪峰住虹口离鲁迅的家不远，北四川路邮局旁的永安里，形势刚刚开始有点紧张，他就不见踪影。为此，鲁迅很不满，说连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几天以后，由内山先生代雇了一辆汽车，我们全家才被送到四马路的内山书店二楼避了四十天——海婴附。
在这里，首先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的说法，是鲁迅本人的主张，不是冯雪峰的意见，海婴先生自己在该书63页开首也证实了这一点。况且，在1936年，冯雪峰是代表党中央同鲁迅先生发生关系的，在鲁迅先生治病的这个问题上，冯雪峰是十分谨慎的。对此，许广平在自己的回忆中也多次提及到。
谈及“一·二八”时冯雪峰的行踪，海婴先生不查证当时实际就发出这个指责，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
事实上，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后，冯雪峰按照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一直活跃在抗日前线和救亡运动中。而且，此期间，冯雪峰也一直与鲁迅保持着联系。
经查证历史资料：
1932年1月17日，事变发生前11天，面对日寇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冯雪峰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的上海各界人民抗日大会上作了发言，之后，他即深入各行各业鼓动民众抗日和慰问前线十九路军。
“一·二八”事变一发生，我十九路军迅起全国反抗，此时，冯雪峰一直活跃在抗日前沿阵地，或鼓励士气，或带领各界民众慰问抗日将士。有关此期间冯雪峰的行踪，有著名女作家丁玲的话为证。丁玲在其所撰《“一·二八”期间我在上海参加的几次抗日救亡活动》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到过前线一次，冯雪峰去过几次慰劳。”
2月3日，也就是“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六天，冯雪峰与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陈望道、胡愈之、胡秋原等43位文化名人联名发表了控诉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罪行的《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由此可见，自“一·二八”事变次日起，冯雪峰一面带领各界群众慰问十九路军将士，一面积极奔走，与各位文化名人协商起草《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这其中就有鲁迅先生。海婴先生又怎么能够毫无根据地说“形势刚刚开始有点紧张，他就不见踪影”及“鲁迅很不满”呢？
在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的第四天，也就是2月7日，冯雪峰与鲁迅、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129位作家联名发表“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相隔仅一天，2月8日，冯雪峰再度与鲁迅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著作界抗日协会，并当选为执委会执行委员和编辑委员会委员。
也就在2月，为加强对国统区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领导，党中央任命冯雪峰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毫无疑问，他跟鲁迅的联系更为密切了。
这是历史，而历史的真实是谁也不能捏造或篡改的。
在这里，我只是希望，希望海婴先生将来再度著书立说，特别是在涉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时，稍稍花点工夫查阅一下历史资料以及父亲的书信日记，这样，失误和偏差就会大大减少，莫须有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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