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动力机制从被动转向了主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那个时期，对“文革”瘴气刚刚消散的中国而言，经济发展是最为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因此，相对而言，初期的政治改革更多的只是经济建设的需要而非政治体系自身的完善需要，即其动力机制更偏向于被动而非主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中国社会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这一范畴，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倾向使公众的政治自主意识迅速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特别是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要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着手改革和发展中国政治体系，从多个方面重塑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这同时也表明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动力机制已逐渐由被动转向主动。《报告》中选录的《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论新时期执政党的利益集约和知识集约功能》和《关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问题争论的综述》等文章，都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新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重塑问题，同时也蕴含着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走向的独到思考。
其次，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选择了一条由点带面、迂回渐进的现实道路。政治经济的发展激发了公众的政治要求，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普遍经历的一种政治发展过程，我国也毫不例外。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深入民心，这也将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走向，关键在于如何选择政治民主化的现实道路。一方面，我们不能像当年古德诺撰文为袁世凯登基辩护的《共和君主论》所讲的那样，以“中国民智未开”为由置公众的民主政治要求于不顾；当另一方面，中国又确实缺乏西方民主国家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中国公民普遍缺乏基本的民主政治常识，加上中国有过十年“文革”无政府状态的惨痛教训，这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问题上，我国选择了一条由点带面，由下而上的发展道路，通过在基层政府设立试点开展乡镇长选举、实行村民自治等多种方式，逐渐培养基层群众的民主政治意识和技能，同时又可避免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动荡。在逐步积累基层民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再将这些经验逐渐推广到更广的领域。《报告》选录的《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目标的次序和实现策略》、《试论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空间》、《中国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的意义及困境辨析》、《选拔制度与选举制度辨析及启示》等都对此作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再次，政治现代化问题已经列入政治改革日程。今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意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一词的重新界定，并将建设“政治文明”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是以前所未曾涉足的一个新的空间。正如阿尔蒙德所说，“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江泽民的讲话至少表明了共产党对政治文明（或者说政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一种确认，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借鉴而又不照搬西方民主国家的建设经验，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政治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报告》虽然出版于5·31讲话之前，但其中的不少论文，如《全球伦理与中国政治现代化》、《论现代人的政治冷漠》和《从经济市场化到全面现代化》等，都涉及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设问题，阐述了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论述深具启发意义。
《报告》作者主要来自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行政管理系，并且有着不同的理论和学术背景，其成员除了教师之外，还有不少研究生，甚至有本科生。但衡量《报告》价值的标准决不在于其作者背景如何，而在于其中的论述对现实状态的理解程度及其分析的透彻程度，在于其政治敏感性对社会现实的把握程度，从这一层面来看，该书的作者对这些方面的把握无疑都是相当到位的，体现了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中与时俱进的政治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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