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遇刘兵》一文最近在国内科学文化界广为流传，该文作者刘钝先生曾向编者表示此乃戏作，不欲公开发表，但我们以为此文记述生动，对于一般读者观察学者的生活方式或有助益；其中臧否人物（当然，仅仅是一家之言）的风格也有助于活跃国内的批评风气，故征得作者同意刊载如下，希望读者能够欣赏。
五月底轺发英伦，行前先遣刘兵一魅，知其在剑桥还要滞留到六月上旬，想到“他乡遇故知”，窃喜。
刘兵还是老样子：红黑脸，透着油光，留得很长的头发似也向外渗油。刚从伦敦赶回来，由于自行车被盗了，来去脚板一阵风，看上去有使不完的力气。我说这半年缺了你，京城显得有些冷寂。刘兵闻此有些得意，回我说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有人已经多次打听他的归期，以便风云际会再展鸿图呢。
剑桥也还是老样子：学院与教堂，回廊与草坪，细雨中的古巷，河畔的金柳，河面上悄然荡过的平底小舟，沿河小径旁专心孵化后代的白天鹅——全然不顾行人驻足投来关怜的一瞥。李约瑟研究所的前厅摆着一个签名簿，瞧着眼熟，翻开一看上面还有自己的签名，时间是1992年2月，其时李约瑟博士还健在；最后一个签名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时间是四天以前。所里的人说你再签一个吧，没有思索，留下“十年一觉康桥梦”七字。刘兵说我也来一个，大笔一挥——“梦刚刚开始”。
黑脸汉子刘兵，前途无量。
去年他获教委资助时就选中剑桥，但是需要一个学术机构作地保，大概是因为我同李约瑟研究所有一点学术上的联系吧，刘兵希望我能向彼方打一招呼。记得当时脱口而出“你去那里干什么？”事后觉得颇为唐突，盖有两段潜台词在心中作祟：一、刘兵的研究兴趣和治学理念似与“中国古代科学”这一传统多有抵牾，更适合的研修单位应该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之类；二、你小子名声在外，到哪里还不是横趟，如何需我“说项依刘”？无论如何，我还是给时任常务副所长的古克礼博士发去一函，特别说明“刘兵是本领域一位非常活跃的年轻科学史家，尽管他不专攻中国科学史，但他是Hans Vogel所编辑的《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的编委”。
刘兵依然好身手。半年不到的光景，不但每周五在李约瑟研究所的讨论班上搅局，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东方系的女士先生们也都混了个脸熟，各个学院的讲座亦常见到他的身影。那天晚餐前一干人马在科学史家经常聚会的鹰吧等他，每人饮了两轮开胃酒他才姗姗来迟，一问原来是去了Newnham学院听Collins演讲，曲终后他向演讲人介绍其作品在中国的情况，惹得柯夫子竖起耳朵来听。Sivin在Whipple开坛，上手让听众提问，以答问代替演讲，此等作派令吾侪小子瞠目结舌，惟有刘兵就SCC医学卷的导言捧他的场。同Collins谈勾勒姆，同Schaffer谈SSK，同Sivin谈中国科学与医学，同Lloyd谈希腊哲学，吾国学界能有此本钱者实在屈指可数。不独如此，国内的索稿者追到剑河边来，刘兵却应付裕如，三个月（每天仅投入部分时间）写完萨顿《科学的生命》之导读，人还没回去，那边书已杀青。更令人钦佩的是，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刘兵对“中国科学史的编史学”又有新的认识。他曾以初稿示我，这里无暇细评，但其主导思想我是认同的。
我们一起逛了几次书店，三一学院对面的Heffers，市场街的Borders，西德尼街的Galloway ＆ Porter，评议厅附近的CUP门市部，刘兵楼上楼下串得如在自家一般。还有一些藏在老巷中的古旧书店，于他更是轻车熟路，进门同老板寒暄过后就直奔猎物。遇到有趣的书，我们先翻一下提要和目次，然后看价钱，几次听刘兵说——我在加州花一个美元买过一本，或者说——上个月我花五镑买了一本，不知是吹牛还是气我。英国书价肯定比美国高，剑桥尤甚，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一般好书还是照价收下。不过有时却悻悻地忖度，“若吾三弟来，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近些年去过剑桥淘书可与刘兵比肩甚或胜于他的有一位，那就是吾乡汪前进，这里按下不表。
刘兵最大的优点是适应力强。“适应”（accommodation）这个词用在这里很重，它是利玛窦等一班耶稣会士，经过实践摸索出来的两大传教策略之一，可惜后来被罗马教廷坏了。国门开放以来，出洋成一时风气，论行状是箕风毕雨，论收获则乌鸡白凤。君不见，有将“某国博士后”印在名片和简历上而不能彼邦语者，有整日关在屋内依旧翻那从家里携来之老书的。前者志向本不在乎学问，故不足道；后一种人常见：找中国房东，读中文书报，看华语电视，进中国超市，买中国酱油，烧中国菜，旅游都要往中国团里凑——去国怀乡无可厚非，但辜负了大千世界万种风情，可惜。
缺少生活，理论苍白；没有文化，学问乏味。依我难免主观片面的个人观察，十年来有机会赴剑桥研修科学史的十几位中国学子中，刘兵收获最大。
黑脸刘兵，不但熟悉剑桥的书店，也熟悉剑桥的饭馆和酒吧。这个以保持传统为荣的小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竟也成了多元饮食（ethnicfood）文化的橱窗，希腊餐馆、土耳其餐馆、印度餐馆、泰越餐馆……刘兵如数家珍，看来他都撮过。世界杯开赛，英格兰VS阿根廷一战被目为死亡之组的生死战，两个怨家从福岛／马岛打到老马的“上帝之手”直至小贝遭暗算这梁子结老了，刘兵在酒吧里抢了个高台，一边吞云吐雾，一边体验英国式的足球疯狂。剑河撑舟本是大学生们的乐事，沾着水边的几家学院都有自己的码头，学院之外也有专供游客租用的船，价格则高出学院很多。刘兵得意地告我他已弓马娴熟，周日欲组织一伙人去punt。那玩艺我十年前摆弄过，船体细长且无桨，全凭一根长蒿左右逢源——一竿子下去，深了原地打转，浅了能把你闪滑下去，遇到Clare桥这样的关口，往往四面都是船，撞个人仰马翻不足为奇。是日我途经大学图书馆，果然看见刘兵在草坪上坐等他的一彪人马，因有紧要约会无法凑趣，刘兵的武艺到底有多高这里就无从评判了。
李约瑟研究所的图书馆馆长莫菲特，家藏一批殊为珍稀的非洲音乐唱盘。他每周二晚上自带宝物到家门口的小酒吧当DJ，我们两个刘伶的亲戚得以开眼。那是一个装饰极为简陋的酒吧，外间摆着一个球台和几架游戏机，里间是吧台和舞池，说是舞池其实也就是在桌椅之间留出一块空场，音响控制在斜对吧台的角落里，那设备之破在北京是绝对找不到的。音乐却从来没听过，揪人心肝撼人肺腑。我们到得早，刘兵酤了酒先给在那厢忙活的志愿DJ送去一杯，然后同邻座的两个黑兄弟侃起来，对面一对中年情侣大概瞅着这四位新鲜，一股劲地冲这边挤眉弄眼。八点过后来客渐伙，白人居多，皆斯文相。但见一金发碧眼女郎，一通吻过之后开始收钱，原来此处是剑桥非洲俱乐部每周一次的聚会地，此淑女又是一位志愿者，会员一镑非会员两镑，所得用于捐助在剑桥读书的非洲留学生。支援过亚非拉后乐声骤变，狂野而激越，舞池中早已摩肩接踵，不知觉中我酒过三巡，刘兵至少半打。
刘兵的活力着实让人羡慕，勤奋也令人钦佩：写作、翻译、编书、授徒、上电视，还有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从超导史到编史学，从科学社会学到大众传播，从环保到女性主义，一身在不同的领域游走。这里顺带说点讨人嫌的话，在咱号称国家队里的个别同事，日子过得优哉游哉，成果没多少，公益事业不管，待遇却总嫌低，咱们实在应该学习刘兵的勤奋。当然你可以不喜欢刘兵的风格，可以批评他的观点，但是要对得起百姓赐给你的那份俸禄。
人怕出名猪怕壮，刘兵也有不光鲜处。有好事者编出“哪里有科学哪里就有刘兵”的鬼话，那真正是在害他，无所不在那是个宗教概念。可惜刘兵有时也会被这类甜言蜜语蒙住，自己还真觉得是那末回事，书评竟爬上了《锦灰堆》。王世襄老先生玩了一辈子，那里面的道法深不可测，吾侪评点不异猪鼻插葱——装象。当然要不是下面一段文字，我也不会鸡蛋里挑骨头，刘兵兴趣广泛笔下生风，《锦灰堆》评得空泛终究没露大怯。下面的故事则与刘兵在英伦的访问有关，一并收在这里。
网上见到刘兵《大英博物馆点滴》一文，写于今年三月，是他利用一个周末到伦敦参观归来后的感想，最后一段提到馆中的中国收藏。容我录下再加批评。慕之深，词之切，望刘兵勿怪。
在《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这一专题下，专门有一个展柜是关于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的（有图片），就我匆忙浏阅的印象中，在大英博物馆的各种展区里，这似乎也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在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字的介绍中，只是着重提及了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即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介绍的原文先是引用了培根在《新工具》中的说法：“印刷、火药和磁石。第一项发明在文献方面，第二项发明在战争方面，第三项发明在航海方面，这三项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全部面貌和事态，并带来了无数的变革……”。在下面具体的介绍中，除了“三大发明”之外，也还提到了在中国水稻的培育对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国家财富的增加的作用，铁器铸造的早期发明使中国农民比欧洲早两千多年用上了铁制工具，高温烧窑技术使得瓷器的发展成为可能，以及中国丝绸的生产依赖于劳动力的高度有组织和织机的发明等。由此看来，他们并不像我们在国内那样习以为常地将造纸包括在内统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国外学界在这方面的一般观点我不太了解，但至少在大英博物馆的看法中，是将造纸排除在外的。也许，这至少反映了一部分国外观点。我想，如果造纸真是由中国人最先发明，而且如果我们真想要彻底说服人家，让国际上公认“四大发明”，那么，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们还需要拿出更有力的证据和研究成果才行。要不然，就只好关起门来自豪了。
这真是一段奇妙文字，培根那一段磨出了国人耳茧子的话，直等到刘兵考察过大英博物馆之后才派上新的用场。只是由于培根没有提到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只是因为大英博物馆没有陈列，中国人对造纸术的发明就被“排除在外”了。刘兵在国内率先介绍“辉格史学”，对于纠正历史学研究中观念主导写作的弊端作出过贡献。“辉格史学”在不同场合都有表现：在科技史研究中争“世界第一”算是一种；独立欧洲一隅傲视世界文明，这与以辉格党的价值取向书写18世纪英国历史又有多少区别？无论如何，大英博物馆的陈列与严肃的历史研究不可以划等号，刘兵以其陈列阙如来揶揄国人“关起门来自豪”的议论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至于“纸”和“造纸术”，学术上是有定义的，可供书写的材料不都是纸。中国人发明造纸，不但有确凿的文献记录，且有大量的、不断出土的实物证据，这一发明向域外传播的经过，中外纸史专家的论著汗牛充栋，这里不掉书袋。刘兵在指画别人“还需要拿出更有力的证据和研究成果才行”之前，最好先恶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缺陷。如果真以为鲁迅先生说的不是气头话——“中国书竟可不读”，我手边恰有一本洋人编的：Uta Lindgren，Europ？ische Technik im Mittelalter（Gebr.Mann Verlag，1998），内中有一章Paper Comes to the West，专讲中国发明的造纸术传到欧洲的过程。 刘兵的梦还长，周围又围着一班唱催眠曲的。我这里冷不丁地插进一个怪调，希望他能听到，但愿他今后的梦做得更圆、更美。
附记：此文的第一位读者是刘兵。他的反应是“很有趣，我喜欢”。同时他说：“关于最后大英博物馆一段，也许你的批评之处并非我那篇文章想说之本意，但既然该文已在网上公开，而在你的阅读中有你在此文中所言之感觉，想来由于我的表述上的问题，引起同感的读者亦会有不少，因此，你如发表此文，亦有其纠正之意义。”这里我向刘兵的宽容大度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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