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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下半叶，依然是德国哲学勃兴的时期。或许黑格尔“哲学史即哲学”的著名论断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哲学家，所以研究哲学史就成了哲学活动本身，从而造就了一个哲学史佳作迭出精彩纷呈的年代。在众多杰出的著作之中，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独领风骚，意义深远，至今仍是学习与研究西方哲学史必读的参考书。就笔者所知，这个教程在1980年出了第十七版（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phie， Windelband， Wilhelm 17. Aufl.，unveraend. Nachdr. Der15.，durchges. Underg. Aufl Mohr 1980），不过是最新修订本第十一版的重印。
在此书的绪论中，文德尔班阐述了他颇具特色的哲学与哲学史的观念，为理解此书的宗旨，其中所贯彻的原则以及材料的取舍安排，提供了清楚明白的线索。文德尔班指出，在自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文献里，所谓哲学恰恰就是德语Wissenschaft所指的意思。Wissenschaft这个词虽然一般汉译为科学，但实际上它的含义要远远大于英语、法语science一词的意义；而汉语“科学”一词通常是与英语、法语的“science”同义的，尽管在一些人的用法里由于受到德国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是取与Wissenschaft同义的那种广义的。Wissenschaft的本义是指在特定领域的创造性的与研究性的认识活动，因此它与汉语的学术一词的意义基本相同。在英语世界，人们把历史艺术等学科称为humanities（人文学科），而德语里则可以称为Geisteswissenschaft（精神科学）或Kulturwissenschaft（文化科学），与之相对的则是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学）。
因此，按照文德尔班的分析，哲学在其西方的滥觞之时原本包罗极广，尽管其核心乃在于从人类的认识中得出最为一般性的结论。不过，哲学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其概念的意义不断发生变化，准确地说，变得越来越狭窄。经过康德哲学的革命性转变之后，哲学已经放弃了自命的宏伟任务，即从科学的洞察中提供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理论基础，而只限于理性对于自身活动的批判了。但这同时也为哲学提供了一个更加基本更加困难的任务，而且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回避这个任务。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文德尔班提出对哲学以及哲学史的一般看法：“哲学力图把人类理性呈现其活动的必需形式和原则自觉地表现出来，力图把这些形式和原则从原始的知觉、感情和冲动的形式转化为概念的形式。第一种哲学，向着某一方向，以某一种方式，在或大或小的广阔的领域里，力图将世界上和生活中直接表现出来的材料用概念明确表达出来……哲学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欧洲人用科学的概念具体地表现了他们对于宇宙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断。”（上卷，18页）简单地说，哲学史就是问题与概念的历史，而这一点正是文德尔班这部哲学史的最大特点。我们看到，取代通常哲学史那种以政治的历史阶段为经，以学派和哲学家为纬的框架的，是问题和概念的历史演变，在这个结构中，除了康德哲学之外，其他哲学家思想体系的独立地位都被取消了：它们仅仅因为乃是某一个问题或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部分才有其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才是一部真正的哲学史，在这里出场的是哲学与其问题本身，而非其外在的形式。
也正是有了这一特殊的叙述角度，文德尔班才会认为，哲学史之所以对无论学术教育，还是对无论何种文化都是必需的，“因为哲学史告诉我们，概念和形式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各特殊科学中，都用这些概念和形式去思维，去判断我们的经验世界。”（上卷，18页）
文德尔班是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创始人和重镇。他曾执教于苏黎世、弗赖堡和海德堡等著名大学，除了这部《哲学史教程》之外，他的另一部著作《序曲》也相当出名。文德尔班在哲学上的最重要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将一种全新哲学史观念引进哲学史的写作，第二，他尝试将康德的批判原则引进历史研究，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成是历史理性批判。后一项工作，与其他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大师的成果一起，构成对二十世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影响颇大的新康德主义的文化科学学说。于是，自然而然的是，在这部哲学史教程里面，我们看到哲学与科学以外的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受到特别的重视。这种关系在文德尔班看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哲学接受“从宗教、伦理、艺术各种生活而来概念，与从科学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一道，一股脑儿地拥进带有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所欲形成的宇宙观念中来”，另一方面，从各种生活而来的概念、理想与信念在哲学中受到有价值的阐明和改造。“因此哲学对一般文化的关系不但是‘受’的关系，而且还是‘给’的关系。”（上卷，14页）
这种见解与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念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但这并不影响文德尔班承认：科学的哲学史是从黑格尔开始的。黑格尔认为，哲学史与哲学本身的逻辑展开原是一致的，而这种逻辑体系就是黑格尔自己那个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于是，在文德尔班看来，黑格尔的真知灼见就被黑格尔这个颇具特色而且重要的学说弄得残损了。为了使哲学史符合其范畴发展的次序，黑格尔不惜颠倒哲学史的事实次序。文德尔班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哲学的历史发展是一幅与此完全不同的图案。它不是单独依靠‘人类’或者甚至‘宇宙精神’的思维，而同样也依靠从事哲学思维的个人的思考、理智和感情的需要、未来的先知的灵感、以及倏忽的机智。”（上卷，20页）
正是由于这种广阔的视野，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文德尔班对哲学史别具慧眼，拎出许多有趣且大有深意的现象来。比如他认为，哲学在古代希腊是从一种社团性的科学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在希腊化与罗马时期，随着这些社团的解散，哲学活动就以纯个人的方式出现了。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哲学才又变成集体活动，回到大学里来定居了。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开创了从其他学科，比如社会学来研究哲学史的先河。
文德尔班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分段的观点：不应该将哲学史塞入政治史的框架，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其自己的历史阶段，它体现为如下的历史发展：（1）希腊哲学；（2）希腊化－罗马哲学；（3）中世纪哲学；（4）文艺复兴时期哲学；（5）启蒙时期哲学；（6）德国哲学；（7）十九世纪哲学。
但是，我们立即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缺陷，他与黑格尔一样将非西方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排除在了哲学史的主流之外了。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按照概念与问题叙述的方法，实际上造成了一个无法避免的缺点：许多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哲学家的重要学说无法予以深入系统的阐述，而哲学史的主干实际上是由这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构成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就是，一部尽善尽美的哲学史是无法写出来的。对于读者，弥补的办法就是不同风格的哲学史都找来读一读，而这里的首选就是黑格尔、文德尔班、罗素和梯利所写的四部风格迥异而堪称杰作的哲学史——这四部著作的汉译本恰好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哲学史教程》（上、下册），文德尔班著，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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