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当年裴文中和您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时，曾经震惊了世界；后来1941年“北京人”突然失踪后，又再度震惊了世界。请您谈谈您所知道的“北京人”失踪的一些情况。
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了北京。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协和医学院娄公楼上班。这时日本已经占领了协和医院。医院大门口有了站得笔直、持着长枪的日本兵站岗。日本人刚占领时还宣布：北平协和医学院所有工作人员，不准擅离职守。以前发的出入证还有效，我掏出来一晃，大大方方地进了门。
回到协和医学院娄公楼108室，听到第一个消息是：北京人化石丢了。
这使我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呢？不是早都做了安排吗？
在周口店发现的所有人类化石，包括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以及一些灵长类化石，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弥猴头骨，都保存在东单三条路北，北平协和医学院进大门西边的楼（也称B楼）里的解剖科。最初步达生和接替他工作的魏敦瑞都在这里办公。化石就存放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1941年，日美关系越来越紧张，许多美国人及侨民纷纷离开中国回国；魏敦瑞也决定离开中国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北京人”化石。
他动身前就找到他的得力助手胡承志，要胡把所有的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做好，他准备带到美国去研究。胡承志有些犯难，因为要做好全部模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时间。”胡说。魏说：“时间紧迫，愈早动手愈好。先做新的，后做旧的。时间来不及，只好做到哪里算哪里。”之后，胡承志加班加点赶制“北京人”标本模型。
胡承志是我的好朋友。他1931年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工作；他深知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还必须学好英语。他就是这样去做的。步达生看这个青年人很有出息，就在医学院里找了个外国人，教他制做模型。据说这个外国人每教一次要收取10美元的学费，这些学费当然由公家支付。可是没几个月，这个外国人不教了。步达生问为什么，他说：“胡太聪明，他现在做的模型已经比我做的还要好了，我还教他什么呢？”
我曾到B楼看过胡制作模型。他制作每件模型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每件模型上都刻上发现人的名字。他制做的模型与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难辨出真假。说他是一名制做模型的高手一点也不为过。解放后他调到中国地质矿产部地质博物馆任保管部主任。现虽已退休，我们之间仍没断过来往。有时我们在一起，还经常谈起“北京人”化石丢失的往事。
“北京人”化石丢失，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传说纷纭，不但出了书，还拍过电影、电视剧。但所有这些书的内容，多与事实不符。——事实是，胡承志按照魏敦瑞的嘱咐，马不停蹄地加紧制模型；魏还对胡说，像北京人化石这样珍贵的标本留在日本人占领区很不安全。又说，要同翁文濒先生商量一下，最好把“北京人”化石运出沦陷区。最初他打算委托美国大使詹森，把化石先运到美国暂为保管，等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詹森不同意，因为在发掘周口店时，中美双方订有协议：不得把发现的人类化石带出中国。后来还是翁文额以官方的名义委托詹森把化石运往美国，他才同意了。
魏敦瑞在办公楼106号举行了告别会，不久就举家去了美国。没多久，裴文中告诉胡承志，“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叫胡做准备。胡承志听到通知，找了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一起开始装箱。
箱子是两个白茬木箱，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他们先用白棉纸把化石包好，再用卫生棉和纱布裹上，包上白纸后放在小木盒内，盒内还垫上了瓦棱纸，最后分装在两个箱子里。在两个箱子上，他们还分别写上A、B字样，然后将箱子送到了协和医学院总务长、美国人博文的办公室。而当天博文就派人把箱子转送到了楼下4号保管室内。大约在12月8日之前的三周内，箱子被运走。
据说，化石被美国海军陆战队运往秦皇岛，准备搭乘美国来秦皇岛接送海军陆战队的哈里森总统号轮船，一同前往美国。但是哈里森总统号轮船从马尼拉开往秦皇岛的途中，正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条船被日本人击沉于长江口外，所以这批化石根本没上船。负责携带这批化石的美军医弗利在秦皇岛被日本军俘虏，从此这批世界文化瑰宝就失踪了，至今仍是个谜。
日军占领了协和医学院后不久，日本就派了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家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协和医学院寻找“北京人”化石。当他们打开了B楼的保险柜，看到里面装的全是模型，才知道“北京人”化石被转移了。日本宪兵队到处寻找“北京人”化石，为此很多人都受到了连累。
受到牵连的人中有协和医学院解剖科的马文昭教授。他被带进了日本宪兵队。他可算是“二进宫”，一次是为“北京人”化石，一次是为孙中山先生的内脏。孙中山先生的内脏后来在病理科找到了。其实这两件事都与他无关。再就是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就连推车运送化石到F楼4号保险库的工人常文学，也都被捉进日本宪兵队进行了审讯。宪兵队还去了裴文中的家，对他进行了讯问，并暂时没收了他的“居住证”。在那个时候，没有居住证要想离开北京是根本行不通的，连上街都会感到困难。
两个白茬木箱装的是哪些东西呢？有幸的是我手中保存了一份用英文打成的装箱单的副本。装箱清单上一份注有“A”，一份注有“B”的记号，上面还有几个中文字——装箱目录。从中文字的笔迹上看，是新生代研究室秘书乔石生写的。我曾把这份装箱单译成了中文，以《中国猿人化石的失踪及新生代研究室在抗日期间的损失》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卷第三期上。
除了丢失这两箱世界人类遗产之外，我亲自带领技工们装的67箱动物化石、30多箱书籍以及10多箱清华大学袁复礼先生存放在新生代研究室的爬行类化石和私人文稿，也都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捣毁或被付之一炬。
这67箱动物化石包括：“北京人”遗址的肿骨鹿、斑鹿、犀牛、及其他动物；第9地点和13地点的鹿类、水牛、犀牛及介壳化石；第14地点的鱼化石；湖北宜昌新恐角兽头骨的左半部，“北京人”遗址的裴氏转角羚羊颈骨；周口店第3地点的介壳；安阳绿龟；山东山旺古犀的前后肢骨及植物化石；山顶洞赤鹿角；山西武乡的中国肯氏兽；以及山顶洞的熊、虎、猩、兔、狼、狐等化石。这些化石都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多年工作的辛勤成果，由于没能及时运往安全地点，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坏。
1950年年底，中国科学院收到西安韩德山先生寄来的4件化石，经杨钟健先生鉴定，一件是水牛的距骨，三件是鹿的距骨，均出自于“北京人”地点。杨钟健跟我谈了这件事，我们都感到奇怪。“北京人”地点的东西怎么跑到西安去了呢？杨马上写信向韩德山询问。
1951年1月22日接到了韩德山的回信。信中说：“我1931年1月考人协和医学院食物化学系服务，两年后调到寄生虫系服务，直到1942年1月31日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关闭。以后转到了北平卫生研究所工作。
我曾听说过新生代研究室保存的化石甚多，1942年4月有一队日本宪兵住进了协和医学院娄公楼，因急于用房，日军下令把书籍和枯骨化石装入载重汽车，拉到东城根下（东总布胡同东口，小丁香胡同东口往北十数步）焚毁。当时我自卫生研究所下班回家（我家住大牌坊胡同东口，离东城根很近），听说日本宪兵烧协和的书，即前往观看，确见有些书籍正在燃烧。但大部分书籍均被附近的贫民抢去。我曾亲眼看见贫民将书按斤卖给打鼓的（旧时北京收破烂的）。大批骨骼已被砸得粉碎，散布满地。因为有宪兵在场，我不敢多取，只偷愉地捡了4块……韩德山先生的来信，不正好说明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吗？
值得庆幸的是，杨钟健的一个小箱子没有丢失。南下前，杨钟健亲自将小箱子交给我，说：“这里有一件毛泽东先生由长沙写给我的信，很重要。千万别叫别人看见，更不能落到日军手里。”我考虑再三，到处观察，不知藏到哪里好，最后决定把它放在楼顶的天花板内。那天晚上，等大家下班之后，我找来了老实可靠的老技工陈德清，我俩把箱子抬进了库房。我找来梯子，爬上去，打开天花板的一块维修孔，钻了进去。陈在下面把箱子用绳拴好，让我拽上去。里面很黑，定睛呆了一会儿，才能影影绰绰看清一些东西。我连拖带拽，走进了40多米，才把箱子放在一架人字柏的后面。我觉得这里很保险，放好后顺着原路退了出来，又照原样把天花板对好。下来后，我对陈说：“这些都是杨先生多年的心血写成的手稿，绝不能丢失。”陈也明了似地点了点头，没说话。
10年后，杨先生突然问及那只箱子的事，我带他到了协和医学院。经过新的总务长陈剑星的批条和他派的两个人帮忙，我们才把箱子从天花板内取出来。杨先生看到箱子后，心情很激动，里面装的毛主席当年写给他的信也完好无损。他把这封信裱成条幅挂在家中的客厅里。“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先生被抄家，条幅也被抄走，送到了中央档案馆。后来中央档案馆又复制了一件交给杨钟健，作为永久的纪念。
李：据我的了解，您曾经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情，这就是：在日本人的枪口下，从协和医院里“偷”出了“北京人”遗址图？请您具体谈谈当时详细过程。
贾：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对外出的人员查得特别严，绝对不许往外携带任何东西。我想，“北京人”遗址和15号地点发掘时绘制的平面图和剖面图，也可能被敌人毁坏。平面图和剖面图上记有每件标本的出土位置，一旦图纸毁坏和遗失，发掘的标本就无从查对了。所以每天我用很薄的半透明的棉纸，将1：50的原图描摹下来，然后攥起来揣在兜里，像手纸一样，偷偷带回家。之后，再按比例缩成1：100的图。那些日子我天天这样做。有时我还偷偷地把周口店发掘的照片底片夹在书里带出来，因为我发现日本兵对书的检查不很严格。就这样我“偷”出了不少资料。
事后，裴文中对我的做法很赞同，认为我为将来的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
日本投降后，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质委员会，曾到日本各地搜寻“北京人”化石，没能找到。
在日本侵华期间，考古这门刚刚兴起的学科，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其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去了美国；珍珠港事变后美日宣战，日本人占领了协和医学院。辉煌了10年之久的新生代研究室在无法继续工作的情况下，于1942年初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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