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作家向影视投降，早已经是“旧生代”作家玩惯的把戏。王朔且不论，1993年夏天，吴滨、史铁生、莫言等11位作家联合制作20集电视系列剧《中国模特》，就有人把这件事看成中国一批作家有意识有组织地向影视进行“亲密接触”。（见林舟《大众传播与20世纪90年代小说文体》，《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不管中国作家对影视的痴迷算不算“魔障”，不管批评界对作家的举动是赞赏，还是忧虑；作家们在作品被改遍的当口，恐怕不会考虑由“无所不在的文学语言向具有限定性（如小说叙事主体的缺席，一次性“阅读”等）的视听语言思维”（见王嘉良《茅盾文本从小说到影视文学》，《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二期）转化时会遇到的巨大困难。以70年代作家为例，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创作时脑子里想的是市场，而不是艺术，只是在迎合市场的需求，说的更直接一点，他们追求的是金钱和名气，而不是艺术的永恒。那么，面对这么自觉地向市场靠拢的作家，面对带有这么强烈功利色彩的文学创作，我想批评家还是保持沉默的好。因为，假如还依据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理想去要求这样的作家，实实在在是牛唇对不上马嘴。
反过来想一想，作家这么做也没什么错。诚如朱文颖所说的，用影视来传播作品也的确是好事。除了因特网，好像也没什么能比影视更具有渗透力的东西了，那么，借助影视来扩大影响面，就是作家的一个聪明的选择。既然通过影视，作家可以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名利双收，眨眼之间就能实现以往要靠大半辈子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实现的梦，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作家与影视结缘呢？也许是我们对“作家”这一行当看得太崇高了，总是以为作家可以为人们提供灵魂的栖居地，可以为在现实中迷失的心灵提供通往天堂的路径，以至于让我们在审视这一行当时，总是带上难以摆脱的情感色彩。然而，如今作家们有意无意地亲手打破了这个神话，那么，也就轮到我们这些天真的读者为“作家”这一行当“去魅”的时候了，作家们自己已经不在崇尚崇高，我们也就不必再一厢情愿地神化“作家”，让“作家”在我们内心真正走下圣坛，才是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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