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匆匆阅读了书稿，其中有些篇章深深触动了我。但仍认为，内容结构有些杂，缺乏主心骨，而且总篇幅有些长。写得最富文学性、有独特感受的，是那些回忆往事和记录作者70岁前后奇怪心绪的文章。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这些想法写给叶先生，很快就收到回信，信中说：
稿子没编好，您的意见提得都对，我都同意。杂感之类，时过境迁，没有多大意思；序言及书评，读者没见着所序所评的书，接不上头，也舍弃为好。
书名是安上的，序也写得牛头不对马嘴。我已经觉察非改不可。至于当初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以后如有机会再面谈。
我想能不能这样办：稿子寄回给我；在目录上，请按您的看法，加上或取或舍的标记，供我重编时参考。
这信使我有些震惊了！叶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编辑界前辈，1940年即从事编辑工作，1956年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而对我的意见却这般认真。我再一次通读稿件，遵嘱做了标记。
第二次寄来的稿件，几乎删掉了三分之二的篇幅，仅余7万字左右。叶先生提了个要求：先排出文字样，然后他边校对边配插图。文字校样寄出后，叶先生的女儿小沫给我打来电话，说父亲住院动手术，校样和插图恐怕要等些时日。她在电话中还说，父亲跟她谈起我，“很少见到这样负责的编辑了”。我听后有受宠若惊之感。我想，是“很少见到这样负责的编辑”了呢，还是“很少见到这样认真、有风度的作者”？
两个月后，收到了叶先生寄来的定稿。这是一部编辑业务的范本：每幅图的版式都一清二楚，安排得天衣无缝；每一页文字的计算都精确无比。还设计了封面。在收到稿件之前，先收到了他的信：“动了两次手术，住了40多天医院……看校样、配插图，都只好慢慢儿来……校样颇有改动，插图能不能印清楚，毫无把握……请代我郑重考虑，如果印出来实在不像样，宁可作罢。”
这部校样我决定保存起来。
从接到第一稿到签字付印，书稿我看了四遍，最后两遍是逐字逐句看的。这些文章称得上百读不厌——回忆作者的父亲叶圣陶先生的文章占了五分之二篇幅，有15篇之多；6篇回忆作者的岳父夏丐尊；作者70岁时，父亲去世，此前此后三年间，心情颇不平静，常做一些奇怪的梦；作者60岁前后，喜欢回忆儿时生活，并拣出50多年前的旧作修改或重写——全书大概就是这样。作者在自序中说：
40篇记事短文，多一半是回忆，编成了这本小册子。40篇中数《舒适的旧梦》最短，我把它排在最后，借这个篇名作为小册子的结束语。用《舒适的旧梦》作为书名，是汪稼明同志的主意，他说这5个字，可以大致概括这本小册子的内涵。编者和著者的合作是愉快的，由于双方的意见基本一致。
这40篇文章，大多数曾收入作者别的集子中，从作者赠我的几本书里，即可看到。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章全是“新作”，因为除了标明“重写”、“改”的文章外，其他的在收入本书时，也都做了文字的修饰。这些修饰是很见功力的。比如《细数家珍》中，写父亲“以前每隔一两年，总要到苏州看看”，下半句改为“总要回苏州看看”，一字之差，感情色彩不一样；“对吃的爱好”改为“对吃的癖好”；“小时吃过的，还能说出几十种名目来”，下半句改为“还能报出十几种名目来”。再如《题＜五醉图＞》中描写关良画了画，有时寄来，“让我父亲题辞”，改为“让父亲随便题点什么”；“很可纪念的”改为“很可纪念”等等，这种严谨的文字功夫，是承继叶圣陶先生和夏丐尊先生的，本书中有多处实例。如《题＜五醉图＞》中，父子二人一起斟酌诗句，儿子先“诌”出两句：“尚有一醉身不现，酣墨淋漓画师关”，父亲对两处不满，最后改为：“尚有一醉未着笺，酣笔淋漓画师关”；《改稿一例》中，儿子写了一篇文章称赞扬绛先生文章，说是“婉转的语言，恳切的态度”。父亲提意见说：“‘婉转’、‘婉约’、‘委宛’，查辞书取其一。我想‘婉约’较好。”儿子当时便改为“婉约”，后来编集子时，又把“婉约”改为“和婉”，的确是越改越好了。
再说说夏先生。仅举一例。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1945年请夏先生预题墓碑，夏先生题道：“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中华土，吁嗟乎，如此夫妇。”这样简朴、深切的词句，非大手笔莫能为。
《舒适的旧梦》于2000年7月出版。此后，叶先生又来过两封信，建议我们出几种插图本的书。由于种种原因，迄令未能落实。（摘自《久违的情感》，汪稼明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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