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人才本来就紧俏，而一些出版社全然不顾实际情况大量引进版权。为了赶着出版，只好对翻译人才降格以求。同时，翻译的稿费不高，一些真正能够从事翻译的人，待价而沽，不愿轻易出山。加之许多经验丰富、学养深厚且极负责任的老一代翻译家相继辞世，或年事日高，渐渐淡出译坛。年轻一代的译者虽多，但有些人责任心不强，中文底子较薄，译作难以尽如人意。
一些译著虽约请了学界的权威、博导来译，可他们多为风头浪尖上的学术人，往往活动频繁，冗务缠身，最终大多将译本下放给研究生，所交的译稿虽然打着老师的旗号，却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不仅统稿工作远不到位，文风、质量亦大为逊色。
当然，这一切不能统统归咎于青年译者，急功近利，追求“短平快”，浮躁心态滋长，如此等等，严重影响了青年译者的成长。
近年来中国译坛热闹非凡，经典名著重译热、外国名家文集热、社科名著翻译热、哈佛财经管理热……一个浪潮紧接着一个浪潮，且以套书、丛书为重，急匆匆地翻译、出版，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仅《红与黑》一书在市场上的译本就不下十数种，《包法利夫人》有七八种，并大多因打着“名著名译”的旗号，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然而，这众多的译本当中真正质量过关的译本到底有几种，谁也不敢保证。有些译者比五柳先生还“不求甚解”，连字典都懒得查，以至犯下若干贻笑大方的“低级错误”。以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为例，对小说开头部分中一句简单的“play b aseball”（打棒球），四个译本中译错的就有两本，一译为“打垒球”，另一种变成了“打篮球”，令人啼笑皆非。
由于出版部门缺乏统筹安排，某些出版社为在外国文学翻译领域抢到一杯羹，随便聘请一些笃信“拿来主义”的江湖译者，取三四本别人的译作，随意移植、嫁接，仅凭剪刀加糨糊，就可多、快、好、省地开发各种选题。还有些人以“编译”、“缩写”、“节译”、“译述”为借口，加油添醋，任意篡改原文。目前报刊上的外国纪实作品，以及不少外国文学名著，都有所谓编译本、缩写本。这一来，说它错译，他说其中有我“编”的；说它跳译，他说我本来就是“节译”；说它杜撰，他又说我有“译”的来源。总之，这类“译作”的质量更难考核。
由上可见，译德滑坡、学术腐败、编辑不济、市场混乱已成了译界、出版界的公害，如何有效地整治翻译图书的市场，就以上的种种问题找出解决途径？这得依靠译者、出版社、高校、译协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合力。得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译者加强自身建设
许钧教授指出：“译德沦丧，译风不正，致使译品总体质量下降。”要提高翻译质量，就要从根本抓起，加强译者队伍的自身建设已时不我待。而这不光取决于外部环境，译者的内因尤为重要，译者应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端正学习态度、严谨译风，努力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增强理解力，勤用参考书，时刻做知识的拾荒者，还要虚怀若谷，切忌“文人相轻”，“术业有专攻”，一个人的知识面有限，总有知识的盲点。除了翻阅字典、参考书外，很多边边角角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多请教各业内人士。即便是本专业的译者，也总有知识的盲点，多请教、多质疑，法哲学的博士就不会把古希腊的学说经典The Digest《学说编纂》误译成人名“迪亚士”；财经系的高足就不会一见Time，The Times，Times，就搞不清是《时代》、《泰晤士报》还是《时代周刊》；比较文学的泰斗也不会将“老爹”一词（pop），音译成“波普”。至于把亚眠条约搞成“豆眼条约”（求实出版社版《大国的兴衰》）、把波伏瓦的名著《第二性》弄成“《第二性生活》”（东方出版社版《现代美国妇女》）、把“美国中部”译成“中美洲”（天津人民出版）等低级错误也会消灭不少。
此外，还要努力提高汉语水平，众所周知，译文的档次，主要不取决于外语水平而取决于中文水平，因为中文是译文的最终表现形式。但多年来，学校里文学史、文学作品赏析、文学翻译等课程却“门前冷落鞍马稀”，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译者要增强自己的母语文化底蕴。这样才能厚积薄发，游刃有余。
编辑加强自身建设
译者不力，编辑也难逃其咎，时下译坛种种在学人看来可谓幼稚的错误，却能在编辑出版的层层程序中顺利过关，除了编辑的敬业精神、编辑道德可疑之外，主要应归因于编辑外语短腿、知识面狭窄、缺乏必要、足够的学术敏感与学术评判力。
新近的一本学术书The Logicof Liberty《自由的逻辑》（吉林人民出版社），仅从封面到版权页，书名中的Liberty一词就错成了Liberity，这且不说，封面上作者的名字迈克尔·博兰尼到了书脊上就赫然地错成了博兰屁，若作者不幸获悉，指不定会啐血而亡。这类错误恐怕不干译者啥事，责编、美编和校对在发封面时，肯定都睡着了。像这种由于编辑的疏漏而错误连篇、令人不忍卒读的书，在书店里却不难看见。
目前外语类图书出版的品种与日俱增，因此，加强外文编辑队伍建设已刻不容缓。外语编辑首先必须有极强的职业道德、深厚的外语功底，那些集编、译、著为一体的编辑对译稿的谬误更容易捕捉。这对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作为文化传承的担当者，自然肩负着更高的使命。
译学建设离不开编辑，编辑必须从幕后走向台前，告别缄默，重获话语权，这样才有助于编、译之间的相互沟通、学习与成长。此外，外文编辑还需夯实编辑基本功、肯下功夫查漏补缺、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养。
出版社应加强社会责任感
出版社应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奉献精品图书为己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甄别的引进版权，切忌一味跟风，粗放型地引进图书，而是要有的放矢、集约化地开展版权贸易。
出版社还应认真遴选译者，注重发掘与培育翻译新人，建立自己多门类、高质量的译者队伍，同时，还应酌情提高翻译费用，拉开不同译稿的档次。
此外，编辑作为出版社的灵魂与核心，是出版社应不惜血本、大力培育的。一个出版社图书结构与品位往往取决于编辑的知识结构与品位，一个优秀的编辑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往往是出版社生命线之所在。
外部环境的良性推动
首先，学界该提高对翻译工作的认识。翻译家应该既是学者又是作家。但现状是译者形如匠人，既不被学术界承认，也不被文学界认同。如今，各行各业皆可成名成家，有作家协会、曲艺家协会、音乐家学会，而译界却只有翻译工作者协会。对于翻译，社会上（包括出版部门）还有着不少认识上的偏差，认为翻译很容易，个别领导还认为懂点外文就可以搞翻译。长期以来，翻译再难的作品，翻译得再好，都不算成果，不作晋升职称的依据。且译费更是少得可怜，一年的寒窗苦译比不上写上几个月的书评、小说来钱快、出名易，这就严重挫伤了一批高水平外语人才从事翻译的积极性。谁还愿意守住冷板凳做这耗时、耗力却名利菲薄的事情呢。
在我们高唱原创的凯歌时，还要给译者生存空间，还之以应有的学术地位。
为了维护译者的权益，要业内打假，加强立法和执法的力度，对那些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的不法译者加以处罚。奖优罚劣、逐步规范翻译市场。
建立完善的翻译批评体制
翻译批评不应当仅局限于“批”，更应着眼于“评”；反对一味追捧，也不要凡事棒打。提倡言之有据，以理服人。呼吁媒体更多地关注和支持翻译评论。建议约请专家经过鉴别，推荐佳译，曝光劣作，创造激浊扬清、奖优惩劣的舆论环境。
翻译批评体制的建立有助于弘扬翻译的学术气氛，各地译协、高校应借此多组织学术研讨、多搞比赛，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搞“翻译擂台”、“在线取经”等多形式、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形成浓郁的学术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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