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的确是一篇有趣的文章，它从“软饭”的角度把欧洲的文明片段还原到了“私生活”的层次，让人们能够从“食色”出发去感悟文明深处的奥妙。从文化比较的“学问”来看，欧洲的“软饭”传统至少能够证明西方女性在情爱生活方面所拥有的某种自由度。譬如华隆夫人，在与18岁的卢梭认识时，她是一位28岁的寡妇。年轻的卢梭爱上她并不奇怪，夫人成熟的美丽让卢梭曾经做出过种种恋爱的傻事：吻她睡过的床，匍匐在她走过的地板上，吃她嘴里吐出的肉……这一切都不过是平常的爱情反应。真正让我们称奇的是华隆夫人。夫人经过思考，竟决定用自己的身体为卢梭的情欲导航，她把这一次缠绵变成了一堂性教育课。华隆夫人这种行为的背后自然存在着一套不同于我们传统“女儿经”的道德。
还有那位梅克夫人，同样是一位寡妇，死去的丈夫为她留下了可观的遗产，得以让她资助音乐事业。梅克夫人与柴科夫斯基交往了13年，书信往来多达1100多封，每年给柴科夫斯基寄汇6000卢布的金额。但是，梅克夫人与柴大师是属于“神交”那种类型的，夫人只是把自己对大师的爱情局限在书信表达中，极力规避与柴科夫斯基面对面的相会。这当然是一种与华隆夫人完全不同的情爱表现形式。认真追究起来，卢梭、柴科夫斯基与华隆、梅克两位夫人的关系很难说是“吃软饭”的关系。从修辞角度考虑，如果保留“软饭”这个有趣的概念，那他们的关系毋宁说是“软饭时代”的爱情。像华隆、梅克夫人行为中所体现出的情爱倾向，在中国传统女性的爱情历史实践中是很难找到对应物的。我们“爱情游戏软件”的编程规定了女主人公的如下行为模式：在后花园私订终身——这已经是足够离经叛道的了——这种行为背后的自主意识一直是被我们所肯定的，但这种自主意识的表现形式却是过于狭窄了。在中国历史上，“软饭”是无处可吃的，这与女性的地位和活动空间度有关。像杜十娘这种女性，靠卖笑积攒钱财，一旦赎身倒有可能比一般女性拥有更多的自由，她与穷书生的关系多少具有了“爱情加资助”的新鲜含义，但是最后的结局是自己连同可供书生吃的“软饭”一起沉入了江底。
西方文人中真正想吃“软饭”的代表人物是巴尔扎克。22岁时，巴尔扎克在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写到：“留神一下，看看能否物色一位有巨额财产的富孀。”大文豪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巴尔扎克“漏勺”似的生活方式让他时刻处于债务压力下，寻找到一位富孀的确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他生活的窘境。拥有几千个农奴和广阔土地的俄国贵妇韩斯基夫人成了他追逐的目标。这场追逐断断续续历时17年之久，但最后的结局不能算是完满，尽管举行了婚礼，可5个月后巴尔扎克就因为脑溢血离开了人世。还应该提及的一个人物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爱伦坡的财政状况与巴尔扎克相仿，因此爱伦坡也想走“金钱婚姻”的捷径。他有一份名单，上面有5位夫人的名字是在他追逐计划之内的。不过，爱伦坡的结局比巴尔扎克要凄惨得多，因为精明的贵妇们没有打算给他饭吃。爱伦坡最终是潦倒而死。从巴尔扎克与爱伦坡的命运来看，他们的文学成就中倒是找不到贵妇“提款机”的贡献。
华隆夫人和梅克夫人毕竟是少数，但她们的行为却构成了西方爱情现象学意义上的经典，从她们身上能够观察到女性情爱生活的丰富内涵。实际上，她们的情爱心理对我们而言仍然具有某种不可理解的地方。同样不好理解的还有德国音乐家勃拉姆斯的爱情。与华隆夫人和梅克夫人相映成趣，勃拉姆斯代表的是一种男性情爱模式。勃拉姆斯终身未娶，因为在他20岁的时候，他与舒曼的妻子克拉克相识，从此就爱上了这位比他大14岁的女人。舒曼逝世后，勃拉姆斯陪伴在克拉克身边，帮助她照料7个孩子。勃拉姆斯一直把对克拉克的爱情埋藏在心底，从未向她吐露过心迹。克拉克离开人世后，勃拉姆斯在她的墓前用一支小提琴曲抒发了自己隐忍的感情。面对勃拉姆斯，即使我们把中国男性情感的全部历史经验翻它个底朝天，我们也找寻不到解释的线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情感经历。有知识的人用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来作解释，但柏拉图式的爱情到底为何物呢？这恐怕会成为我们情感体验中永恒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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