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唐代科举的书出了不止一种，如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即是嘉惠学林之著，吴宗国先生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也从史学角度对唐代科举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但鉴于唐代科举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有关记载的纷繁甚至互相矛盾，人们对它的了解还多停留在宏观把握层面，诸多细节则语焉不详。如对常科的研究多集中于诗赋试，策论则鲜有论及；对制举的研究虽涉及策论，但多笼统言之，鲜有对具体科目的探讨。陈著则抓住唐代科举考试“以策试士”这个关键环节，通过对唐代史料的精心辑集和爬梳，第一次全面考证了唐代试策制度，他认为：
常选、制举和“学馆”是唐代科举的三个系统。常科主要为“明经系列”和“进士系列”：前者有“常明经”、“准明经”和“类明经”之别，后者有“常进士”和“类进士”之别。“明经”作为一个总名包括二经、三经等科目，作为一个具体科目则专指“两经”；五经、学究一经实属特例明经；而开元礼、三传、史、三礼、童子、道举等，皆属“准明经”科目……。
制举约有八项识别条件：诏制求才；临时开科；随意设目；相对定科；典礼举人；殿廷考试；君主亲临；诏制录取。唐代制举的“科目”极多，必须区别“制目”与“试目”之关系，大抵有四种情形：即有诏无目、有制目无试目、制目与试目不一致、制目与试目大抵一致。制举的试项通常只有试策一项，只有个别例外；试策在形式上通常为笔试，即“墨策”，偶尔也有“口策”；制举的具体事务多由尚书省或中书门下省负责；制举在理论上有五大九小不同等级……。
学馆考试自成系统，“学试”、“监试”，皆与“省试”相接应，并具有一定的“处分”职能；“国子大成”为唐人创置，实即“高级明经”……。
通过这种全面细致的整理，我们对唐代科举的试策制度便有了一个更加清晰和完整的认识。在一些具体学术问题的考辨上，陈著也多有创新发明：如考证明经、进士“其初止试策”之说大抵不能成立；二科试制都经历过三个主要阶段，各阶段试项虽有变化，但试策始终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试项，唐人实是“以策取士”。考证调露二年刘思立的“奏请”实未及于“进士加试杂文”。考证唐代“道举”与“明四子科”分别属于准明经科目和制举科目，历来将其混为一谈乃是误解。考证“经策”、“墨策”、“问义”、“墨义”的性质及其体制。考证“大和改制”的实情与背景；所谓“停试诗赋”并未得到落实。考证唐代孝廉、多才、秀才等属类进士科目；孝廉科有“旧孝廉”与“新孝廉”之别，秀才科并未“遂绝”，但有“新秀才”与“旧秀才”之分。考证以开元九年为界唐代制举试策大抵由三道变为一道，但一道之中连问若干题，其分量反较前加重；试策是制举唯一试项；“辞藻宏丽科”之“别试诗赋”、“博学宏辞”试诗赋论等，皆属特例。考证诸家关于“殿试之始”之说之不当；颜师古《贤良策问五道》乃系制举性问目等。都使人加深了对唐代科举制度的了解，对于唐代科举制度研究，陈著可说是厥功甚伟。
难得的是，陈著中的诸多结论都是无征不信，建立在扎实的史料考订和细密的审辨基础上，书中资料不仅全部引用自原始文献或权威校勘本，还常以按语形式订正原书或现在整理者的讹误，据笔者粗略统计，这样的按语多达上百处。陈著还对传世唐策的策籍和策文进行了考辑整理，编制了唐代制举科目年表（简表），以附录形式缀于书后，使人对他的研究不由产生信服之感。傅璇琮先生在该书序言里引用陈寅恪对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等二书的评价，一是“搜罗之勤，闻见之博”，一是“识断之精，体制之善”来作为对陈著的勉励，确非虚语。
《唐代试策考述》一书是陈飞先生博士论文《唐代试策研究》中的前半部分，更是他本人“唐代官人文学研究”长期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唐代试策研究》，主要研究“试策”的两个基本义项，即试策制度和试策文体及相关问题，《唐代试策考述》解决了“唐代官人文学”中有关“策论”的各种“史实”问题，即关于“策论”这种文体的实际考试制度问题，而博士论文中关于唐代试策文体的各种问题，如“策”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策”的文体发展史，唐策体类，唐策的“表达”艺术与风格，以及这种文体与文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探讨，则将另撰《唐代试策述论》一书。如果不将《唐代试策考述》单列出来，而是作为陈飞先生“唐代官人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看，该书对于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建设意义将更加突出。因为试策是唐人取士各科最为注重、地位最为稳固的文学试项，唐代科举实际是“以策取士”，该书对唐代试策制度的全面考证，使研究者能够直接和便捷地进入到唐策的文学研究中来，极大地开拓了唐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唐代文学研究是一个传统而成熟的领域，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诗歌、传奇及散文等方面，以至有学者感叹题目已被“做完”。如果将研究引向以“试策”为代表的唐代“官人文学，”这里可供研究的文体不下百十种，数量惊人，是一个亟待开掘的“处女地”，为唐代文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同时，唐策的研究还突破了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学观念，避免割裂或弃置中国文学的固有特征与传统文体，对于全面把握唐代文学的真实状况，建立民族文学谱系，更好地参予世界对话富有现实意义。
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往往受制于西方近代纯文学观的影响，来回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体中绕圈子，很像一头被蒙上眼睛的拉磨毛驴，不但无法回归到古代的“文学”语境中，也封闭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和开拓能力，最终使真正的古代文学研究被观念化或割裂化。有些学者担心我们一味强调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话语背离了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殊不知今日的全球化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西化，况且文化思想的全球化对于人类未必意味着一件好事。较合理的提法似乎应是“对话”与“中和”，我们现今缺乏的是参予“对话”与“中和”的本钱，缺乏的是像《唐代试策考述》这样把基本问题弄弄清楚的著作，我们对于自身的文化了解得并不全面深细，虽然研究界号称“大师”者比比皆是，但多为互相舐痔得来，著作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陶文鹏先生曾幽默形象地总结说：“我们大陆学者的研究是在天上飞，日本学者的研究是在地上爬，台港学的研究则是站在屋上摇晃”。的确，大陆学者往往有将学术研究当成文学创作的倾向，内容散漫无稽、空中楼阁，快速高产但是质量难以通过检验，比起日本学者爬梳式的研究甚至港学者“四不像”式的研究都有不着边际、走火入魔之嫌。从这个意义上看，陈飞的《唐试策考述》又有着纠偏之力，惟愿此道不孤。
应当承认，阅读陈著是相当吃力的，这不仅是书中有着大量的引文、注文、考辨之文的原故，也和作者的行文方式有关。作者行文考据、思辨兼重，有时让人生出歧路亡羊之感。陈寅恪先生著文亦重考据、思辨，但每于文末总结论文要点，繁而不乱，这种方法给人感觉似乎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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