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在2002年第5期《中国历史文物》上撰文认为，陈寅恪先生曾推测元稹《莺莺传》中的主角崔莺莺原型是与酒家胡有关的中亚粟特种族女子，由于文献的缺载和考古碑刻的残少，陈先生对崔莺莺的种族来源推测至今尚未完满解决，但他推测的思路与求证的步骤启发我们继续研究。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可以补充五个新证：（一）蒲州唐河中府治所官衙“绿莎厅”可能是粟特语“首脑、头子”的译音，证明蒲州曾有粟特胡人聚落存在。（二）大历至贞元年间蒲州为李怀光根据地，其部下有大量粟特胡人驻此。（三）蒲州乾和葡萄酒的“乾和”二字是突厥语“盛酒皮囊”译音，证明蒲州有胡人酿造葡萄酒业存在。（四）唐初蒲州地区就有酒家胡，相邻的绛州王绩写有题壁酒家胡诗。（五）元稹对胡人生活非常熟悉，写有许多有关“胡化”风气的诗歌。以上五个证据能进一步证实陈寅恪的推测。
汪学群在2002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上撰文认为，倡导经道合一是清初儒学的基本特征。所谓经指儒家的经书，包括围绕做经书而进行的考证、辨伪、辑佚、训诂等，道指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针对晚明儒学经道分离而发。经道合一有其思想源流。明代中叶以来，面对经道分离，一些学者给予批判，初步提出经道合一思想。承明人倡导，清初儒学在摒弃空谈性与天道的研求之后，不约而同地趋向于讨论经与道的关系问题，其论述视角虽有不同，但使经道合一的思想更加明确、系统化了。提出经道合一，意在矫挽明末经学空疏之弊，然而由于受明清之际社会的剧变以及学术自身的影响，使儒学发生演变，即由明道向经世转变，由穷经向通经学古转变。康熙后期，经道合一呈以经代道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是学术与政治的互动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
傅合远在2002年第5期《文史哲》上撰文认为，“逸品”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是由唐人提出来的。最早将“逸品”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标准，并用于艺术品评的，是唐代的李嗣真，他在《书后品》一书中将“逸品”列“九品”之首。“逸品”的美学内涵在宋、元时期获得了历史性的深化与发展，宋代的黄休复、元代的倪瓒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唐代的“逸品”，“不拘常法”，具有狂放的性格；宋代的“逸品”，鄙弃法度，笔简形具，出于意表，具有优雅的性格；元代的“逸品”，则“写胸中逸气”，“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具有清奇性格。“逸品”美学内涵的深化与发展，体现了不同时期美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和时代特色。
余恒在2002年第4期《贵族社会科学》上撰文认为，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中妇女地位凸显的时代。唐代妇女的婚姻结构确曾呈现开放之势，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礼教松弛、“闺门不肃”的社会风气，其重要标志为离婚再嫁较易，贞节观念减弱。具体体现在：离婚改嫁较为自由，具有一定的婚姻选择权，在两性关系上有些妇女占主动地位。然而，与其他封建时代一样，在唐代社会中，婚姻的政治功能非常突出，从皇室子弟娶妻册妃和公主选择驸马，到一般贵族嫁女娶媳都是首先考虑自身的政治目的，甚至有的婚姻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行为。其突出表现为：一部分妇女成为和亲政策的牺牲品，婚姻中门第观念影响着一些妇女的选择。总之，唐代妇女的地位并非形象中的那么高，她们无一例外地要受到神权、君权、族权和夫权的牵制。
郭洪雷在2002年第5期《河北学刊》上撰文认为，从“董卓之乱”到刘裕篡晋二百年间，中国历史几乎完全处于战乱和分裂之中。面对战火、饥荒和疫疠，士人陷入精神转型的痛苦之中，他们或托志于酒，或托志于药、书法、绘画等，借以明心。音乐特别是琴也是魏晋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的史料和文学作品中，琴人琴事，俯拾即是。通过对琴所象征的悲剧人格及审美风尚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琴音、琴声、琴心、琴的艺术，以清静为体，淡雅为用，“道、无、玄、妙”成为琴境的极则。古人将琴之精神与美感价值总结为清、和、淡、远、静、雅、神、净、逸、简、无、灵、明、宏、深、透、恬、活、俊、妙二十个字，其背后映出《世说新语》中人物的气骨风流。可以说，魏晋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更是琴的。琴中说积淀的寂寞之怀、孤高之性、激愤之情，无不与魏晋士人的心态、精神和个体品格相印合。
熊志勇在2002年第3期《云南社会科学》上撰文认为，清末民初的中国是一个军事权威主义张扬的历史时期。以军事近代化为先导的社会转型，促使军人集团由边缘进入社会中心。近代中国从传统的“四民”社会向士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结构转化，扩大了军事权威的张力和影响，这种以军人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结构，势必造成军人角色的高度放大和社会控制体系的失范。此起彼伏的内外战争和军事化的社会政治结构，破坏了传统的社会运行机制，战争需求和军人势力“一股独大”，使社会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从咸同年间的士绅武化、甲午之后的军事改革到辛亥时期的军人革命，将军事权威主义逐步推向极至，转型社会非制度化的政治秩序和非民主化的传统政制，为军事化的近代中国提供了合适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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