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造就非常之人。张礼恒博士在其著作中，以在中国近代史曾经发挥过重要影响的伍廷芳的经历为主线，以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背景，将其放在近代东西文明碰撞、交流的宏大视野中，全面考察、论述了伍廷芳的历史功过、是非得失，提出了伍廷芳走过了一条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的道路，演奏了一首双重变奏曲。
细细阅读，我个人认为该书有三个特点：
首先，视野开阔，蹊径独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结束了诸民族彼此孤立，相互隔绝的历史，全球开始呈现出一体化的端倪。世界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1842年鸦片战争的结束，宣告了数千年来中国中心时代的终结，昭示了中国已经由事实上的东亚中心和冥想中的世界中心沦为西洋诸国的边陲，中国与世界开始了一个异常形态下的接轨。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成为近代历史双向互动的发展态势。以往中外史学界在论及此种趋向时，多从单一的方向即从东方到西方的角度，探寻中国被动地学习西方的历程。其实这种思维视角存在着极大的缺憾。它并不能涵盖中国近代社会的全部历史。中国走向世界固然是从被动中开始的，但也更应该看到，中国走向世界是在自觉中进行的。张礼恒博士在该书中，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理论预设，以从西方到东方为整体框架，以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融汇为背景，以伍廷芳这个有着特殊经历的文化边缘人为主线，运用社会学、文化传播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与知识，全面系统地探讨了80年（1842—1922）的中国近代史，充分展现了伍廷芳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外交活动、法制建设、铁路建设、文明构想等内容，揭示了他与时俱进的性格特征：以离异传统文化始，以高扬传统文化止。但其离异与高扬既非严复式的，又非孙中山式的，更非辜鸿铭式的，而是以西洋文明作为参照系，以合乎人类社会演进的趋势为旨归，撷采东西方文明的精华，融合铸造一种更具生命力的新文明。表现在政治理论上即是主张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在多种合力的选择中，创建一个崇尚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正是由于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作者准确地提出，伍廷芳虽有几十年的洋务生涯，但不能称其为洋务派；虽在经历上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其中西文明观却与辜鸿铭迥然不同；虽也向往、孜孜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但在实践手段上却同孙中山革命党人存有歧异。这些见解是深刻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总之，这种宏大理论建构下的个案研究，是“由博而约”的写真，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其次，创新而不越规范。张礼恒博士在本书中既恪守史学论著的写作程式，又流溢着浓浓的创新意识。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运用文化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等原理，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东西文明碰撞中出现了一种“漫步于这两种文化边缘上”的“边缘人”。他们居有一种“文化先导地位”。并指出，从伍廷芳的经历与其思想和实践来说，他是“中国近代文化边缘人群体”中的一位。作者以此作为对伍廷芳进行历史考察并评定他在中国近代社会演进史中的历史地位的立论基础。显然，这样的理论架构是新颖的和富有特色的。此外，本书在行文结构上也颇具创意。它历史地叙述了伍廷芳的早期经历，揭示了他作为“西学东渐中诞生的新式知识分子”的“文化边缘人”的本质特征；叙述了伍廷芳仕清近30年间的追求与政绩，勾勒了他“由政治边缘向权力中心过渡”的历史轨迹；它又用两章篇幅全面探讨了伍廷芳在清末民初近10年间的法律思想与实践，从而凸现了他作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先驱者的历史地位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种种困惑。最后又历述了伍廷芳晚年与革命党人从合作到疏远和最后皈依的关系，展现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在这种按历史顺序的论述中，又穿插专章论述了伍廷芳的中西文明观的形成，并将之与辜鸿铭的中西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科学性多于情绪性、开放性多于封闭性、兼容性多于排拒性是其中西文明观的基本特色。这些观点在史学界还是首次提出。这种历史的和逻辑的交叉论述的结构，更鲜明地突出了《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的主题。
再次，史料翔实，考订细致。尽管不能穷尽资料，但能否做到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资料，这是衡量一本史学论著优劣与否的重要指标。从本书附录12所列“征引、参考书目举要”中可知，作者为撰写本书先后参阅了200多种文献。由于有翔实的史料作基础，作者才能够对有关史料进行排比、考订，并由此得出了若干新观点、新见解，推翻了一些长存于中外史学界的臆测性结论。如关于伍廷芳的出生日期问题，伍廷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留英同学问题等，作者都得出了与前人不同且令人信服的结论，体现了一位年轻学人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神。
最后，要提出的是，对于伍廷芳而言，大部分人还是有些陌生的，倘若本书能附有一个详细的伍廷芳年谱的话，则会让读者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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