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方便我的采访，王教授事先已经给我准备了一些有关他的材料。单是祖籍已经让我眼睛一亮：安徽，桐城？王教授笑了，“我祖籍是桐城，可是，却不能乱沾桐城派的光，我出生在上海。”我也笑了，紧张的心情有了一丝放松。在给我斟上茶水之后，王教授开始跟我谈起他的求学之路。其实，与其说是交谈，倒不如说是王教授自己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之中——更像是一位哲人喃喃的自语，追思着某个过去的世界。
与许多出身名门世家的学者不同，王教授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参军之前是个初中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酷爱文史，因此，王教授很早就能够接触各种文史书籍。
然而，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原本合理的愿望变得无法实现。1968年他响应号召，成了插队知识青年，在浙江金华的一个偏远的山区生产队干了两年农活，然后参了军。一干就是6年。
恢复高考后，他考入杭州大学政治系，此后20余年，王教授有大约一半时间做学生，一半时间做老师，不断地变换着角色。他的学术兴趣不断扩展，从研究希腊哲学到研究基督教哲学再到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宗教伦理。他的学术交流工作也从国内扩展到国外。读书和教书是他的主要工作，学术研究成了他最重要的生活方式。
提起近期的研究工作，王教授告诉我他仍旧是翻译和研究并举，工作做不完。他特别提到今年6月他与北大的一些教授随陈昊苏会长赴希腊访问，参加第二届“孔子与苏格拉底”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的情况。在希腊获赠希腊文的《论语》使他感慨不已。他说，中国的经典现在已经广泛地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使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神能在西方社会传播和生根，反观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我们研究西方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研究西方文化源头——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而研究西方文化，就要翻译西方原典。翻译世界名著不需要说明什么理由，需要的只是辛勤的劳动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讲述这些想法时，王教授高度评价了前辈们的工作，他不断地说，一种新译本的诞生，不是为了取代旧译本，重译决不意味着对前人工作的否定。
我的采访比预定时间拉长了许多。最后王教授告诉我，明年就是他的“知天命”之年，人生苦短，不管已经取得了多少成果，还是要像读书时那样在学术上努力进取。拿着王教授的赠书与他告别，我心中感慨万千。从20多年前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知青、战士、工人，到今天的知名教授与学者，铅华洗去，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献身于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的本真。
王晓朝，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副主任、外国哲学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外国哲学与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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