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把文学评论看得很高深。读一部作品，你可能很喜欢，可能很不喜欢。说出你喜欢的理由，说出你不喜欢的理由，这就是文学评论。要是理由说得很充分，有条有理，有根有据，竟然把别的人也给说服了，你就成了评论家。
评论家有时是放大镜，他把作品的美与丑，雅与俗，得与失放大，让人看得更真切。
评论家有时是显微镜，他把作品中细微的，容易为人忽视的东西显现给人看，引人发“我怎么没看出来”的感慨。
评论家有时是透视镜，他把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内涵揭示出来，给人“意外的收获”。
好的评论家，首先应该是一位好的读者，没有认真的阅读和细致的领会，不可能写出有见地的评论，只能涂抹一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和套话，如同某评论家，不论评判什么样的小说，用的几乎都是相同的话语，“万能”的话语。
不用量体，就可裁衣，做出来的衣服居然谁都能穿，这样的裁缝师可真要叫人惊叹了。
现成的文学理论，可以给文学评论带来某种方便，但是，面对内涵无限丰富的作品，任何理论都不免简单化，都有它的“盲视”。作品的独特之处，甚至是最有价值之处，往往就在这种“盲视”中逃逸了。就像是渔民捕鱼，鱼网的眼太大，许多好鱼就都漏脱了。在理论与作品之间，评论家的感悟和理解力是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只有充分调动这种感悟和理解力，才能补救理论与作品之间的偏差。一些人士把西方的理论搬过来，直接套到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扭歪了理论，一方面糟践了作品，留下了“双重的损伤”，也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评论的声誉。
王国维曾说：“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语言，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
中文原有的语汇不够丰富，是许多专家的共识，从西洋移植新词、新语无可非议。问题是如何移植？医学上肾脏的移植，会产生“异质”反应和“排斥”反应，医生必须审慎以待。当我们把一个概念或术语从西洋的理论体系中剥离，应用到文学评论中，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
任何概念或术语，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它所属的理论体系相关联，相呼应，它的涵义也只有从上下文的联系中才能得到确认。不少青年评论家漠视这一点，在他们的论文中，时不时冒出几个突兀的概念或术语，如同公园里原本平整的草地，突然竖起了几条钢筋，硬扎扎的，尖刺刺的，叫人看了骨头都生疼。
应用新词、新语，应该先进行打磨，甚至重新熔铸，一方面要让它与文章的主旨、情调和谐一致，一方面要让它与另一些文字的肌理浑融一体，确保语言文字有一种均匀的质地。胡适，梁实秋和朱光潜等前辈批评家沐浴西学，应用西学，但他们的文字从没有诘屈聱牙的毛病。他们对西洋的概念或术语总是“化而用之”，行文朴实，清新，活泼，畅达，处处显示了一种“功力”。对比之下，学了三两个概念或术语，就急于卖弄的人士应该感到羞愧。
一棵树，你向它投去什么样的目光，它就向你显现什么样的意义。木匠看到的是树的大小，树的坚度，树干的曲直，可以做什么样的家具。园林工人看到的是树的成长速度，有没有病虫的危害，有没有被路人割伤。摄影师看到的是树的风姿，树的色彩，树在不同光线中的变化。同一棵树，从不同角度去打量，去领会，就会有不同的内涵，各种内涵的会聚，丰富了树的意义。但是，不论从什么角度去“看”，都不能脱离“那棵树”，必须面向“树”本身。这是现象学哲学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一部文学作品，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向它提问，它就会向你提供什么样的答案。因为提问方式的不同，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学批评，有美学的批评，文化的批评，意识形态的批评，语言学的批评，女权主义的批评和解构主义的批评等。各种批评获得了各不相同的答案，这些答案的会聚丰富了一部作品的内涵，就此而言，每一种文学批评都具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任何一种批评，都不能脱离“作品”，都必须面向“作品”本身。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离开了“作品”，瞎扯各种“文化”和各种“主义”。评论家们忘记了，“文化”也好，“主义”也好，只是提供一个视角，作品才是文学“观察”的视点，也只有作品才是文学评论指向的目标。我想，有必要把这句话当作一条原则来强调：“面向作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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