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中文教师熟谙心理，知道我们都是个一小把年纪的人了，下课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责备几句，将收缴的东西完璧归赵也就算了。
更有趣的是，第一次偷看被发觉之后，事隔几天，全校举办征文由于我的诗文写得不错，中文老师还在课堂上当众夸奖。
此后，效仿者如雨后春笋，待老师发觉后，批评道：如果你能像朱某人，考试成绩良好，作文也不赖，我也不管你；不过上课不要打扰别人。后来，以我为首的偷看成员，编成一个小组，成立了蓝天文学社，还颇具影响力哩。
也许沾上偷看恶习，从而使我的成绩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命运把我甩到大学门槛外，让我挤进一家不错的集体企业。初时，我是质检员，厂里又有一座图书室，闲得无聊，总想看书。可是室主任为了往上爬，把我们管得死去活来。
有一次，我正当夜班，偷看台湾诗人洛夫的《葬我与雪》诗集。恰逢主任值班，将我逮个正着。他不仅收了我的书，而且罚了三个休假日。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后我偷看行动越演越烈，其技术的隐避性也越来越强。至于梭罗的《瓦尔登湖》、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卢梭的《忏悔录》等，都是将书页拆散，一页一页地揉的皱巴巴地带进工作间。这位主任见操作台上一张废纸片，也就很不经意，我的偷看过程就这样在他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走过。
偷看开阔了我的视野，也使我的文章增加了“含金量”。那些日子，我发了几块文章，就调进了厂办。值班的主任见到我时，一改初衷，不仅刮目相看，而且还点头哈腰。
前不久，我走进地方志编纂办，由昔日负重偷看，到今天的轻松阅读。回忆自己走过的历程，还真感激流连那段“偷看”时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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