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古籍出版社于20世纪80年代初崛起，后来成为全国22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中的重镇。20年来，在整理出版敦煌图书，以及江苏古文献、古文化研究图书，江苏学人专集等方面，功绩卓著，影响海内外。“江苏古籍出版社”应该说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我与江苏古籍出版社感情甚深，她是我学术成长的良师益友。我的第一本著作《清人诗论研究》就是她给予扶持于1986年出版的。当时江苏古籍出版社刚起步，我又是研究生毕业不久的无名小卒，这需要多大的胆识与魄力啊！这对于我又是多大的鼓励啊！而她邀请我主编整理的413万字的《袁枚全集》的出版，则填补了古籍整理的一块空白，引起学界与出版界很大的反响，1994年此书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对我的学术研究事业也是巨大的推动。在20世纪中国出版史上江苏古籍出版社的业绩是应该大书一笔的。而对于她身处经济大省与文化大省，不得不改名换牌以求生存，我心中不能不有些遗憾。
众所周知，古籍出版社的日子向来不好过，江苏古籍出版社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一度经济滑坡，因图书库存积压，欠债达一千余万元，后调整了领导班子，经过多方面努力，于1999年已实现扭亏增盈、双效并举的目标。可进入21世纪后，不时又传来江苏古籍出版社日子难过的消息。这其中的原因我自然说不清楚，但古籍专业出版社的性质注定她在图书市场上缺乏长久的竞争力，无法与教育类等出版社抗衡，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领导再强、经营再好，也不是教育等出版社的对手。如果国家不在政策上予以保护，那么如何弘扬优秀文化遗产，古为今用呢？
不过专业古籍出版社改名虽令人惋惜，但也可视为这是一种改革，一种尝试，是国家保护政策的体现，会有很好的前途，即可以扩大出书范围，增强在图书市场上的竞争力，缩小与教育等出版社的差距，摆脱经济上入不敷出的窘境，改善出版社员工的经济待遇。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期望原专业古籍出版社不要因改名而与古籍图书完全“拜拜”，不要放弃自己弘扬优秀文化遗产的责任，这是根本的原则。在经济状况改善的前提下，还应该继续出版古籍图书；或者说“改名”是为了今后更多更好地出版古籍图书。如果只为改善经济效益而沦为一般出版社，从此与古籍出版无涉，那恐怕不是改革；如果全国专业古籍出版社群起而效尤，那将是古籍出版业的沦亡。我想这也是广大古籍出版社老读者、老作者所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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