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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说，他在写这部小说时，脑子里就一直想着陶泽如的形象，是苏童向我提出让陶泽如来演男主角五龙。侯艺兵摄 |
黄健中20年前执导电影《小花》即名满天下，80年代执导的《如意》、《良家妇女》，90年代执导的《龙年警官》、《过年》均广受关注，多次获奖。三年前导演《我的1919》，获当年的华表奖和评委会导演奖。2000年以来，导演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以及《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媒体焦点。今年11月，黄健中作为电影界惟一的一名党代表，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不同意“解禁”这个说法。 我认为，这部影片应标明“儿童不宜”，这是因为影片相当一部分内容不适宜少年儿童观看。 与时俱进，首先应该放开对电影的讨论。我认为，文化的产业化，就电影来说，票房是最重要的。
近日的一则新闻，使黄健中再次成为读者和观众注目的焦点，据报道，“由黄健中执导的电影《米》因描写人性恶与大胆的情欲镜头在业内一直引起争议，7年来未通过电影局审查又引来各种猜测，近日该片终于得以解禁，被上海嘉禾公司购得全国发行权，预计明年二三月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四川小镇上一个穷苦农民的发家故事，一位难民来到一家米店谋生，目睹了这个小镇的恶霸吕六爷和大鸿米店家族的情欲仇杀，之后他攀上吕六爷，又同米店的二小姐结婚，从此打入黑势力，强暴一直奉行禁欲主义的大小姐，因之前受到不公待遇内心充满仇恨，开始对整个小镇及两个家族进行疯狂报复。陶泽如与石兰在片中分饰男女主角。
报道还称，该影片“对人性恶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看过的人都觉得很压抑。据发行方说这部片被禁之后并未修改过一个镜头，但他们猜测被禁原因可能与主题过于压抑和情欲戏大胆有关。片中有两场长达两三分钟的情欲戏，一场是五龙与二小姐在米仓里做爱的镜头，一场是五龙在米仓里强奸大小姐的镜头，演员除了用米遮住重要部位外，给观众感觉是赤裸上阵，这在七年前来说已是非常大胆的演出”。
12月11日上午，刚刚从上海出席完“看片会”回京的黄健中单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回答了观众关心的、与影片《大鸿米店》（原名《米》）相关的一些问题。（以下□代表记者，■代表黄健中）
□：为什么选中苏童的这部小说？
■：苏童的小说《米》，本来是香港有人要拍。香港的投资方把小说拿给我看，希望与我合作。后来投资方换成了内地的我的一个朋友。1994年4月12日，苏童写了一份“授权书”——“本人长篇小说《米》的电影改编及拍摄权授予北京电影制片厂黄健中导演。”——正式授权了。4月下旬，我就开始对小说进行改编的剖析，5月中旬，邀请作家石零改编，6月上旬，石零完成文学剧本初稿。因为资金问题，影片延迟到1995年9月16日才在成都开镜。大致过程就是这样。
□：您更喜欢哪一类作家的小说？是不是像刘心武、苏童这样当红的作家？
■：我喜欢个性化，有人文关怀的作家。我拍《如意》的时候，这部小说并不是像刘心武的其他小说那样引人注目，但我认为这是他最好的小说。这部小说当时就有争议，有的理论家批评这部小说。但我认为，《如意》也好，《米》也好，都有作家的人文关怀，小说中都有一个很结实的文化底蕴，给电影改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看《米》这部小说，很有震撼力，它对人性的剖析，在当代文学中实属罕见。五龙性格发展的历史，这个人物性格的典型性，都是对旧社会、旧的文化土壤、精神气候入木三分的鞭笞。五龙这个人物的把握，就是改编电影的一个座标。我不太同意“忠实于原著”的提法，我只是借助于小说表达我的认识。《米》和《如意》都属于改编性质。《如意》这部小说，当时普遍认为很难改编成电影，而拍成之后，大家认为电影超越了小说原著。
我还喜欢虹影的小说，《K》一旦可以改编，我倒愿意试试。
□：为什么选陶泽如做男主角？我以前曾看过陶泽如主演的《欢乐英雄·阴阳界》，那个人物就和五龙有点像，是不是因为这个选择了陶泽如？
■：五龙是陶泽如第一次演这么复杂的人物，演得很棒。苏童说，他在写这部小说时，脑子里就一直想着陶泽如的形象，或者说，他是比照着陶泽如的样子来写五龙、来写这部小说的。是苏童向我提出让陶泽如来演男主角五龙。我本人也觉得陶泽如非常合适。陶泽如的眼睛有一股狠劲儿，很毒，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眼神，非常适合这个角色。阿保不是对绮云说嘛，你看看他的眼睛，将来他比我还坏。其实，原来的香港投资方想让吕良伟出演。吕良伟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是他的眼睛太美了，整个形象很英俊，缺乏恶气。所以我觉得苏童的选择是正确的。
□：那石兰呢？
■：影片中二小姐绮云这个角色是这样一个特点，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要有点骚，有点性感。因为是她勾引五龙。石兰很性感，有这个特点。（记者插话——“对石兰的这个评价可以登吗？”——黄健中：“当然可以。”）女人对男人的吸引力，她的性感决不仅仅是在脸蛋儿上，还在气质，在她的形体、她的那种味儿。你看莎朗·斯通，在《炮弹小子》一出场，是她背部的全景镜头，她的步调，她的形体，你看她腰和臀的摇动，很有韵律，很美，也很勾人，透出一种她特有的女性魅力。有的评论家看完这部片子，称石兰为中国的莎朗·斯通。
□：有媒体报道说，《米》被禁7年之后“近日终于解禁”，而这部影片“被禁之后并未修改过一个镜头”——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同意“解禁”这个说法。准确地说，仅仅是有关方面要我修改，我不愿修改而已。谈不上“禁映”与“解禁”。第二，不像有的报道所说，明年即将上映的《大鸿米店》与当年的《米》相比，一点改动都没有，“未修改过一个镜头”的说法不十分准确。事实是，首先是片名改了。其次是开头和结局增加两幅字幕和一个开枪打死五龙的镜头。——当然，没有实质性的、伤筋动骨的修改。
□：总之，是这部影片在七年之后，在没有修改的情况下终于可以公映了，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是政策变了？还是环境变了？还是具体执行政策的人变了？
■：具体执行的人也没有变。我觉得当时人家说的比较令人信服，“我们还要讲社会效益，观众的承受力不够”。就是现在放这部电影，也会在社会上引起争论。我认为，这部影片应标明“儿童不宜”，这是因为影片相当一部分内容不适宜少年儿童观看。
□：电影分级制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影片分级制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那种认为电影界主张分级制就是要为拍色情影片找理由的观点，是对分级制的误解。电影与电视剧不一样，电影是要到电影院去看的，不是给“所有的人”看的。我的这部片子《米》，就是少儿不宜，未成年人不宜。尽管现在被允许公映了，我仍然不主张未成年人看。这不是故意炒作，是我真的这么认为。一个东西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适宜的、有益的，当然，另一方面，也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不宜的、有害的。比如性教育，对已婚者适宜的知识，对少儿就不适宜。对青少年的性知识教育，讲多少、讲到什么层次，恐怕也有一个度的问题。现在有的城市满大街性商店，而且对未成年人进入不加劝止，这在西方国家也很少见。这些我认为都是不对的。我们的社会生活需要规范化，电影分级制就是一种规范。当年说我的这部片子不能公映，理由就是青少年看了会受不良影响——可是这部片子我不是拍给未成年人看的呀。
□：以一个反面人物作为一部影片的主角，在中国的电影史上非常少见，很多人会不理解这一点。
■：茅盾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时，讲到穷人与罪恶，有一句很精辟的话：“罪恶是灵魂净化所必要的。”而人们不理解的时候，会说，你为什么要表现赤裸裸的恶呢？揭示与批判“恶”并不是目的，重要的应该是“灵魂的净化”。苏童写这部小说，是要表现人类的生存环境，人与人的对抗。这是很残酷的。在那样的一种社会，那样的生存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充满仇恨，而仇恨会导致恶。五龙是旧中国、旧社会、旧的文化土壤孕育的罪恶典型。他目睹黑帮对自己同胞的血腥压迫，忍受着种种凌辱，在这种生存环境中，他形成了他的“仇恨”的人生哲学。他成为恶霸之后，在码头上欺负穷人，那个穷人对他怒目圆睁，他说，你这就对了，“我从前比你还贱，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当年有人建议把这一句删去，我说不行，这个电影要表现的就是这个东西，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仇恨导致恶。有人看完电影说：这是一个农民的流氓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中，可以看到五龙的影子。
鲁迅在评介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苏童无疑就是这种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残酷的天才”。我拍摄《米》，想实实在在拍出一部有较高文学性的电影，一部批判恶的电影。对恶的批判在现实中有必要，包括对“文革”，而我们一直没有认真做这项工作，电影《米》就是对20年代旧的社会进行一次理论批判。
□：最近，张艺谋在报纸上说，“中国电影最需要制作精良美轮美奂”，他“无意用《英雄》去表达高深的主题”，“中国电影最需要的不是一部思想多么深邃的电影，它最需要的是吸引力”，“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保护本民族电影”。而我们几十年来，“总是先讲思想、先讲主题、先讲它的伟大意义，似乎有了这个就有了对观众的吸引力，其实不是的”。这种创作习惯是“束缚我们前进的原因”。总之，张艺谋强调电影一定要拍得好看，您同意他的观点吗？您对电影《米》的主题谈了很多，好像您与他的观点不太一样。
■：我的观点是，中国电影好看之日，必是中国电影复兴之时。这一点我和张艺谋观点是一样的。这些年电影走向低谷，不好看，是主要原因。十六大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把文化产业和市场经济挂起勾来，并且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为什么这样提？文化产业怎样才能发展？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领会、认真思考的问题。与时俱进，首先应该放开对电影的讨论。我认为，文化的产业化，就电影来说，票房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在美国等国家，电影是一个能带来丰厚利润的庞大产业，而在我们这里却严重亏损呢？我们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观众群体呀。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市场还远远没有得到开发。
有些问题我们一直没有认真讨论。比如电影院是娱乐场所还是教育场所？观众掏钱看电影首先是为了去受教育吗？学校、课堂，是教育场所。而电影院，首先是娱乐场所。周恩来提出“寓教于乐”，如果我们的电影真正能做到寓教于乐，不是很好吗？你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里来，给予健康的娱乐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电影确实存在着概念化的弊病。我认为主旋律影片同样可以征服观众，但一定要拍得好看。我的观点与张艺谋是一致的。电影界很多人都同意这种观点。
我最后要说，这部片子能公映，不管怎么说，还是得益于这个时代。王蒙说，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这13年是中国文化战线空前稳定、健康发展的时期。这一点我赞同。尽管对具体文艺作品看法不同，但文艺政策越来越稳定。对一部作品有分歧是正常的，允许你修改，也允许你不修改，而我并没有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的政治前途也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这都是时代进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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