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巴黎圣母院》是受“七月革命”的鼓舞创作而成的，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小说。但是，当人们阅读该小说时，除了被它的反封建思想所鼓舞，被它的人性的美好所感动以外，似乎还有什么隐晦在字里行间的最深处。回顾1829年至1831年雨果的个人生活与私人感情，人们会发现这种影影绰绰的流露也许只能被称为是一种宣泄、一种吁求。
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1885—1967）在他的《雨果传》中写道：“浪漫主义既不是喜剧与滑稽的混合物，也不是不断地变换词汇，而是某种深刻得多的东西。它是本世纪的一种精神，是一种不满，是一种不安，是一种人与世界的冲突。”但是，1830年以前的雨果因为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精力、热情和自信，使他的生活和文学创作一直缺少这种不安、彷徨和伤感。也正因为缺少痛苦的刺激，雨果的天赋才会欠缺一点深沉、一点恒久的力量、一点真正可以深入灵魂的颤动。著名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曾经说过：“在我碰到幸运、心情愉快的时候，我的诗的火焰非常微弱；相反，当我被灾祸胁迫时，诗的火焰炽炽燃烧。优美的诗文像彩虹一样，只在雨后阴暗的地方出现”。天才们只有在命运最严酷的考验中，才能被造就成可以战胜任何困难的巨人。只是雨果完全没有料到，“赐予”他这种力量的竟是他相伴一生的妻子阿黛尔和他曾经十分信任的朋友圣伯夫之间的恋情。
圣伯夫（1804—1869）是法国的一位文学评论家，他在雨果的《颂歌集》出版以后，在众多的反对声中写文章赞扬了雨果的天才，并提出了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从此，这个其貌不扬但却是当时思想深刻的评论家便成了雨果的朋友，这时是1826年。不久，圣伯夫又走进了雨果的家庭，并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短短的一、二年里，他已经与雨果一家不可分离了。1829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雨果依旧在书稿、剧院之间奔波忙碌，他必须为要写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收集资料，必须为剧本《欧那尼》的顺利上演与古典主义作斗争。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在了文学上。然而，他毕竟还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被他所忽视的事情就在他匆忙的脚步中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圣伯夫与阿黛尔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同时阿黛尔对雨果的感情却越来越淡漠。她可以愉快地与圣伯夫谈上几个小时，却懒得和雨果说上几句。当雨果发现问题时，一切都已经难以挽回了。气愤和苦恼充斥着雨果的心，促使他开始沉思也开始自省。这一痛苦的挣扎也自然而然地渗入了其后完成的《巴黎圣母院》。
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曾指出：“作家们总喜欢根据自我观察把自我分裂成许多个部分的自我，结果在好几个主人公身上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冲突具体地表现出来了。”小说《巴黎圣母院》中三男一女的主题本来就是雨果在现实中混乱困境的折射，这几个男人形象又分别代表了作家在自省后对自己的几重剖析。
卡西莫多代表了雨果对阿黛尔热烈而执着的爱情，卡西莫多在小说中一系列的感人举动，仿佛是雨果在回味自己爱情的甜蜜和幸福，也似乎在向妻子表述自己的忠贞；费罗洛代表了作家在爱情中晦暗的一面，他的专横和自私，他强烈的占有欲和嫉妒心，都在弗罗洛身上走向了极端，为弗罗洛设计最终毁灭的结局，同时也是他在情欲与纯洁爱情的斗争之中做出的最后选择；格兰古瓦是唯一与艾斯美拉达有合法关系的男人，他与艾斯美拉达的悲剧，作为一个所谓的“丈夫”的悲哀，恰当地流露了雨果当时的无奈。
小说《巴黎圣母院》最终完成了。尽管读者可以从中发现作家的心境体验，作品却没有拘泥于个人感情，更没有成为发泄私愤的工具，所有的情绪表露都是暗自发展，不易觉察的。然而作品与作家之间的无形关系又为作品增添了生动而鲜活的成分，沉积于心灵深处的哀伤更渲泄出了令人含泪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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