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位‘著作近半身’的学者，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长春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了一位我的大学老师，因多年不见，又无深交，只知他年轻时聪明好学，知识面很宽，文笔也好。在校友聊天时得知，这位老师已出版了11部书，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出版15部书。同学们都很惊讶，他说：我是因祸得福，长时间不能上课，我就读书做卡片。就是在‘文革’时期也偷偷地积累资料。因而现在他才能一本一本地出版专著。同学们都祝愿老师早日‘著作等身’。从那次聊天至今，又有10多年了，那位老师现已年近八旬，依然笔耕不辍，又出版了几部书，想必已经是个‘著作近半身’的学者。这在学术界已是凤毛麟角。”
对他人文章，我从不对号入座，但这次却想做个索隐派。从肖文这段话来自我对照，我确做过肖黎大学期间的老师；当年也确出版过那么十几部书，又曾与肖黎在长春参加过同一个学术会议，且虽年届80，而依然“笔耕不辍”等等。整段文字说的确像是我。我不能不感谢这位久无交往的老校友的关注，本可默而不言，承受这份情意，以免有“自炫”之嫌；但肖文称我为“著作近半身的学者”，并与梁任公先生先后论列，实感惶恐，而“凤毛麟角”之说更是万万不敢当。只是肖文又引起当年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因而也不免就此一申其说，或可称略贡一得之愚。
“著作等身”和“学富五车”一样，都是简书时代的成语，惠施的“学富五车”，不过只是五辆兽力双轮车装的简书而已，文字量不会太多，如果以五辆解放牌大卡车计，则最善吹牛者也难有“学富五车”之称。至于“著作等身”之说，想必也是指简书而言，以《史记》为例，全书约52万余字，若每简可写20字左右，则需3万余支简，如果平稳地摞起来，无疑是“等身”有余。到了纸书时代似乎就难以做到了，而光盘时代更是匪夷所思了。至于肖文所指出某些不务实际、沽名主编之类以博取所谓“著作等身”的时弊，若以高度而言，岂止等身？而究为财富，抑为垃圾？则犹待考校。
我原来想写的那篇《等身与二寸》文章的原定主旨是建言学者勿自喜于“等身”？而要以身后能存二寸书为志，也是意在阐释学术的质与量的关系。这种想法乃缘起于几年前我读到新闻界前辈赵超构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及个人如何看待著作的问题，大意是说，一个文字工作者的理想，不是“著作等身”，而是看自己的著作在身后能否在图书馆书架上占有二寸地位。我非常服膺这段话，并奉为座右。今年是我八十初度，自认为应该对60年来的文字，做一次清理自检。于是从历年亲手所著积存的几百万字中，删其重复，榨其水分，共筛选得170万字，印成《邃谷文录》二册，量其厚度，约在二寸略强，至于能否入藏，则待后人判定，非个人所敢臆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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