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随着罗大佑北京“围炉”演唱会的火热开场，罗大佑还带来了他的新书《童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这是一本关于罗大佑的珍贵的摄影图集，收录了200多幅黑白照片，记录了罗大佑从5个月大到高中毕业以前的成长点滴。这些照片都是首次公开亮相，童年、少年时的大佑滑稽可爱，与今天的深沉中年男人形象大不相同。而照片中呈现的淳朴生活，就像我们回忆里某个熟悉的场景，亲切、温暖而又散发着一丝淡淡的惆怅气息。它们所展现的，已不只是罗大佑个人的成长历程，而是所有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的共同回忆。
本版内容摘自该书。
1972年的大学联考放榜，我考上了中国医药学院，虽然去报到了，但我决定休学一年，因为觉得自己可以考得更好，于是我一个人北上住在开封街，开始补习准备重考。当时我等于是脱离了父母的管束，第一次在没有压迫的环境之下念书，虽然上补习班，偶尔也会跷课，我利用闲暇的时间，和几个好朋友组了合唱团，甚至到美琪饭店去做唱片，这是对我展开音乐生涯最关键的一年。
我们合唱团的团名叫“洛克斯”———“Rockers”，几个成员还包括王正华、杨继武、林文正和田立昌。王正华和杨继武是刘文正的同学，他们在中学的时候一起组过一个团，叫做“正午”——“Noon”，后来刘文正当了歌星，在我休学的那一年，他已经小有名气了。王正华、杨继武还有田立昌他们有志一同想再搞一个新的合唱团，当时我跟他们蛮熟的，经常看他们表演，他们找我加入弹keyboard，王正华打鼓，杨继武弹贝斯，田立昌是吉他手，还加入了林文正，他是主唱。我们组成以后曾到美琪饭店去驻唱了两个月，当时还弄了一套团服，两个月从头到尾就这么一套，那是模仿美国乡村音乐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唱最多的是Santana的歌。这段因缘际会很有趣，后来我到台中念大学，因为美军驻台的关系有很多著名的酒吧像蓝天使、蒙地卡罗，里面也很喜欢放乡村音乐，那种越战后期的音乐；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常去，不过美军走了，酒吧也慢慢撤了，到了大三就只剩两三家而已。说实在的，这一年真是自由自在，乐趣无穷，我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又刚好没有家人管束，成天跟朋友混在一起，玩音乐、逛街、吃东西，仿佛整个世界都可以手到擒来。
我是为了重考才休学的，上补习班也是为了考得更好，因此按理说，应该每天埋首苦读才对，依照当时刻板的标准，应该啃烂书才对；可是情况刚好相反，我意外地获得美妙的自由，加上年轻人无可抑制的热情，我在音乐里看到更多的自我。不过说到要把音乐当成终身的选择，我们没有人敢这么想，这并不难理解，看看四周现实的环境就不会有这种念头。当时玩音乐的跟江湖卖艺几乎是同义词，这些人并不坏，但在餐厅酒吧卖唱谋生的男女，多半是家贫失学或是不爱念书的逃家孩子，然后混入龙蛇混杂的江湖，哪会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在音乐上有前途的是那些家境良好、受到名师栽培的大孩子，在国外拿到钢琴大赛或小提琴比赛大奖之类的，穿着燕尾服对着如雷的掌声，礼貌地、深深地一鞠躬。
后来我才理解，酒吧和餐厅也可以产生很了不起的流行音乐艺人，但必须有相当的经济与社会条件，必须有成熟的文化产业体系，透过这个产业中几种才能的组合与操作，使一个江湖艺人凭着原创的才华与直觉，以及在艺场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性，在短时间内出类拔萃，成为超级巨星。这个道理，我是以后才慢慢明白了的，当时只是自自然然地释放自己罢了。我们这个团排练着表演歌曲，在昏暗的酒吧里面对嘈杂的客人，尽情地表现，努力抓住客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不自主地中断跟朋友的喧闹谈话，侧过面来看我们，最后当音乐结束的一刹那，他们如同惊醒过来，回以惊呼和口哨声。不错，18岁的我在这一瞬间是快乐的，而且事后证明一生均是如此。
我们这个团是从1972年开始，一直到1973年我重考失败为止。我重考之后还是考上中国医药学院，并没有预期中的好，因为音乐始终把我从医学拉开，后来又发生了几次这样的拉锯战，直到它永远地占领我为止。上大学之后，我花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听音乐，我开始大量地买唱片，5年下来大概有一千多张，宁可少吃一顿饭，也不能少买一张唱片。当时我最喜欢的歌手有Bob Dylan、Pau1 Simon、Beatles，日本一个新民歌作词家吉田拓郎是我很崇拜的，本土的姚敏、邓雨贤对我的影响也根深。听了这么多唱片，我开始对于原创性的音乐产生很大的兴趣。有些音乐听久了，你会知道他虽然演奏得很好，但是明显地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于是我慢慢地发现自己对原创性的音乐情有独钟，然后开始去分析这些歌手的转变，才明白他们之所以能够永远在音乐界保持领导的地位，是因为好的音乐是会跟着时代转变，这样的理念后来也落实在我自己的创作之中，我一直尝试着跟随时代的脉动去走，不同的阶段能够交出不同的代表作品，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原创歌手。
大五那一年，刘维彬导演拍了一部电影《闪亮的日子》，主角是刘文正，当时他们把这部电影定位成蓝调的音乐片，想找人做一点蓝调音乐。刘文正介绍了王正华他们给刘维彬，而王正华又向刘维彬推荐我，说我会写曲子。其实我也不了解为什么这部片要做蓝调音乐的东西，大概是想听起来摇滚一点，然后又比民歌有深度，总之我接到了刘维彬的电话，就替他们写了一首曲子，他听了还蛮喜欢的，马上就决定录用。这算是我的第一首创作。很多人都觉得刘维彬很大胆，居然敢启用我这样的新人，其实我觉得他是想要一种全新的音乐。当时校园民歌很流行，我却有一种反抗的心理，毕竟乡村音乐怎么说都是模仿，这样的想法和刘维彬蛮契合的，所以他才会用我的东西。包括《闪亮的日子》在内，我刚开始写的五首歌都是免费的，给电影公司当主题曲，他们付了我一万块，但是唱片公司却一毛也没有给我，我也没有力量跟他们要。这样的经验让我体会到一个有制度的环境对音乐创作者是很重要的，创作者只有个人，他门的力量往往都是很小的。
这是华人流行音乐的转折点，时间发生在70年代末期，地点就在台湾，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在台北，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趋于成熟，因此大众流行歌手的出现不仅是个人力求表现的结果，也是客观上的需求。我就属于这个特殊地点、特殊时间里被时代挑出来的第一批音乐创作者，当时这一批人打出的口号是“唱中国人自己的歌”，大概他们厌倦了模仿美国乡村音乐歌手，那种穿着牛仔装弹着吉他，故意用鼻音挤出来的美国南方腔的调调，从一开始的时髦无比，到变得滑稽可笑。我想基于自尊使然，也为了证明自己的创作毫不逊色，我们那一批满腔热血的朋友，都迫不及待地摩拳擦掌，准备接受时代的邀请，来填补一切的空白。我并没有跟着高举那样的旗帜，但实际的行动却符合这个标准，甚至还自立门派，冲击出了一块新的领域。
大六那年我上台北见习，当时十大建设已经完成了，台北的农村景观迅速地消失，我从台中上来，有一种失去纯朴生活的感觉，所以就创作了《鹿港小镇》。其实到台中去读书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如果我一直留在台北就没办法写出这样的歌，我不是鹿港人，这首歌是我借题发挥，描写乡下的孩子来到台北花花世界的撞击，我相信连在台北长大的我都有这种感觉，那么对于真正的乡下孩子一定冲击更大。小学时期由家里走到学校的几年，所目睹的生活景观的变化，此时对我而言更具意义，我更能仔细地检视每一个细节，进行系统性的解释，找出相应的情感表征，谱进曲子里，最后人们听到时会唤起曾有的欣悦与怅然。最后一年的实习，我写了更多歌，其中有《走不完的路》，还有张艾嘉唱的《幕前幕后》，那时我渐渐有了知名度，唱片公司也觉得这个人可以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又比较不怕死，勇于挑战当时乐坛的陈规，因此给我的报酬也比较高。
从《闪亮的日子》之后，我跟音乐圈开始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大六那年我还做过《刘文正时间》这个节目的音乐总监，这时候才真正进入了专业的领域。我了解到专业本身需要的一些态度和精神，比如说必须在一个礼拜之内把音乐做好，而且必须呈现出与别人截然不同的风格。刚好见习、实习的那段日子给我蛮大的时间和空间去尝试和体验这些新的东西，因为有医生这个职业作为后盾，我做音乐的时候就没有后顾之忧，做什么都可以大胆一点。《之乎者也》、《鹿港小镇》这些歌曲，是透过一种呐喊的方式来表达对时光流逝、社会变迁的感伤，一般人都觉得带着一种叛逆的味道。从我的成长过程其实是看不出这些蛛丝马迹的，只是到了大学以后，我获得比从前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够把这些过去沉淀下来的多愁善感用音乐表达出来，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想法，然而他们缺乏这样的环境，所以没有办法很准确地说出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算是大器晚成的音乐工作者，真正的天才在幼年时期就可以展现一些具有某种意义的作品，但我是困而知之型的，我很听话勤劳地练琴，也拥有幸福的家庭。但也是在这个立足点上，我才能敏感地以一个“人”的角度感受时空的迁移、成长的失落，然后透过歌曲连结人们共通的记忆与情感，唤起人们对逝去的童年与青春的乡愁，这正是因为我也是一个懵懵懂懂间长大、摸索着成长之路的孩子。
要谈到真正的发展，我的音乐生涯中有几个重要的伯乐，最早的是刘维彬，他敢于启用我的音乐，算是引导我踏人歌坛；跟张艾嘉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也带给我很多启发，我是因为《闪亮的日子》认识她的，她演出这部戏，而且这首歌就是她唱的；之后还有邱复生，他非常地聪明，对音乐非常地了解，感觉也很敏锐，台湾的金曲奖就是他创办的。在遇见这些人之前，其实我一直对自己的音乐没有太大的自信，真正比较肯定自己是在出了《之乎者也》之后，因为它被市场测试过。它是一种真正的摇滚，因为我一向以为我的歌词写得比曲子好，而在这张专辑里头我成功地透过歌词表达出我的意见。
其实《之乎者也》是一个身为知识分子的医生对于缺乏自由的抗议，我在1980年毕业的时候，一直想对当局作出一点反抗，我并不特别擅长用文字表达，可是和音乐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很精准地写出自己的想法。那个时候还有龙应台写的《野火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们都可以说是在80年代的时候，用文化的方式来做一种表态。我后来在医学跟音乐当中摇摆了一阵子，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决定，所以选择了离开。1985年3月9日爸爸把我押上飞机，他要我到纽约去一阵子，好好思考未来。我在纽约待了一段时间，考医生执照考到一半，1987年4月1日又去了香港，我在香港待得比较久，后来也写了《皇后大道东》来描述香港社会的状况，1995年之后我才又与台湾有比较紧密的联系，2000年后我又来到了北京。
这么些年来，我不停地转，想要寻找心中的自己，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角色，究竟哪一个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最后我还是决定走音乐的路，因为我是在音乐里面找到自由的，我希望能够用音乐替人们创造出更多的空间，让每个人可以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世界上喘一口气。也许现在有人会说：“罗大佑老了。”
但是我要说罗大佑也有过童年，跟任何人一样活蹦乱跳的童年，有眺望窗外的二楼房间，有可以依靠的大榕树，有童话故事般的溪谷，还有可以对着星空弹吉他的顶楼阳台，这些都是我无穷想像的起点，也可能是我音乐的基因。即使再也没有体力在舞台上挥洒，但童年幼小的、快乐的身影仍不会散去，不断地提醒我要创作出生命的诗章。我很幸运能靠着自己用时间累积的音乐，用深刻的歌词意涵，打动来听歌的朋友们。我待了这么多个城市，幸运的是我总在它们发展得最蓬勃的时候置身其中，从而感受到它们的巨大能量，并且被推动着一起成长。现在这个变老的过程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长大的过程，只要我待在一个有能量的地方，我就会继续成长，那种感觉，就像不断地回到童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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