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中国突然从天朝大国变成任人欺凌宰割的豆腐国家，在民众是切身的痛苦，而对知识界则是精神的折磨，因此这两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求一条复兴之路，种种行动和言论不一而足，也很难评价。但总的看来，民众和知识分子要么妄自菲薄，要么夜郎自大，总是在极端上摇摆，这也许已经成为文化逆差下的，典型心态。时至今日，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非常清楚——经济上是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上是亚洲重要的大国，文化上则处于弱势。这个地位比较微妙，经济上，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是商家必争之地，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各国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都会积极地加强与中国的交往，中国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政治上，中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在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中，自然会有友有敌，不得不巧妙周旋；文化上，中国所有的荣誉只不过是附属于经济政治的奖赏而已。
而这三个方面不同的地位往往被混淆起来，导致对发生的事实总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没必要一一列举，反正岁末大家都在回顾，今年跟中国有关的世界范围内的焦点新闻，或者跟中国无关的被中国人广泛关注的事件，极端矛盾的评论随处可见。不分精英与大众，也无论民族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总是在论战中谁也无法说服别人。这种情况存在已久，甚至从五四以来就一直如此。然而不管本身持什么样的观点，我们都可以从中提取出一种弱者心态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并非中国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复重现。崇洋媚外固然是弱者心态，而狂热的自尊同样是弱者心态。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正是一个典型的弱者，他的强悍，他的懦弱，他的“我们祖上阔过”，等等，我们同样还可以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发现。与阿Q形象恰好相对的则是孟夫子笔下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这个形象的文化意义还远远没有被我们挖掘出来。正因为缺少大丈夫，所以才会出现许多的阿Q，因此，在面对文化逆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强者心态来对抗弱者心态，用大丈夫来对抗阿Q。
简单地说，强者心态就是一种平和的心态，弱者心态就是一种偏激的心态。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摆脱中国的现实地位带给自身的影响，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又会怎样来看待前边提到的那些事实呢？也许，我们会更加清醒地承认中国存在的全方位的差距，但我们同时更会重视自身的传统，相信自身的力量，培养自己的眼光。譬如，我们的电影是否能得到奥斯卡，我们的作家是否能拿到诺贝尔，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电影是否映射出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美，我们的文学是否刻画出了中国人的世界，此所谓“富贵不能淫”；去不去美国留学，支持不支持民族企业，这也没有对或者错，正确的思路是，这是否有助于中国的人才储备，是否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此所谓“贫贱不能移”，在国际问题上，重要的是中国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此所谓“威武不能屈”。总而言之，逐渐把参照系放回自己身上，不被外在的强或弱左右，至少是独立思考的知识界人士首先应该去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出现一个值得期待的文化复兴。遗憾的是，我们大家都像那个押解和尚的差役在惶惑地问：“我，我到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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