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学或理论，脱离了孕育它的母体，便会呈露出另一种命运。《亚洲汉文学》从考察我国周边民族对汉文学的吸纳模拟和创新求变入手，梳理其复杂交流图路，体察再创造者的苦心孤诣，深挖其独造境界，辨析其与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因缘异同，进而厘定汉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显透汉文学的精髓与真价。
亚洲汉文学能绵延近1500年，诚然同民族战争与迁徙、行政管理与教育选材制度的持续强化推进等动因相关，而其核心内驱力是：“汉文学这种‘电视型文字’与‘音乐性效果’的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与这些民族思维方式与审美意识存在契合点，在一定阶段适合于民族文化发展的需求。”换句话说，域外汉学除了表现出多为学人所知的，对中国文学以拟作、仿作、续作、假托等方式模拟倾向外，更有其创造发展一面，而这正是比较文学接受研究关注的焦点，亦是全书最为着力之处。
《亚洲汉文学》从以下五个方面呈现域外汉学的创造性。首先是阅读方法的多样性。即“各国根据本国语言特点，对汉文学（包括中国文学）采用着不同的诵读方式。”如韩国对汉诗纯粹采用音读，而日本则采用音训结合、颠倒词序的日本化读法，并发明相应的标识方式，琉球国亦发明训读注释法用以朗咏汉诗。其次民族语言的汉化。它表现为“在展现各国历史与文化原貌的过程中，具有民族与地方特色的语言，常被转换为汉语的表现形式，不仅人名、地名、物名、采用汉语格调，有的作家还积极将本民族的俗谚、俚话、谐谈、笑话、方言转化为汉语成语、俗语的形式，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与民族特色。”第三是变体汉文及变种文体的创造。“变体汉文即在汉文中夹入大量本民族的语法与词汇，这在各国均不乏其例。各国文士还将适合本民族欣赏习惯的文体大为扩衍，不管是根据自己的趣味对原有文体加以发展还是加以改造，都是在汉文学与本民族审美趣味的结合上做文章。”如高丽时期的李奎报、郑道传等人受韩愈《毛颖传》的启示而发展出“假传体”文言小说。他们受同时代中国宋代文学思潮强劲影响，主张依自己选择去学习模仿韩文，象征和寓言成分显著增加，使“假传体”小说，不仅具有政治、道德的严肃内容样式，而且有消遣文学、娱乐文学的样式。第四是翻译注释与改编形式的配合。汉文学规范性极强，借古言今是其惯用手法，而这对鉴赏者与写作者造成极大困难。解困的方式不一而足，朝鲜李朝对《太平广记》谚解，越南对《征妇吟》的演音，日本五山学僧对《毛诗》、《唐诗选》、《古文真宝》的注释研究均归属此项。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是汉文学作者对汉文学的认同态度。即许多作家并不把它视为一种外国文学，亦不将其视为一种官方文学，而是将其视为抒情叙事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行为。这种认同态度实是域外汉学家对汉文化自觉选择的最直接体现。江户末期，诗人藤田东湖痛感外侮内患交逼，仿文天祥《正气歌》作长诗，汉诗对他而言是抒发慷慨豪情的最自然方式，在这里，不论俳句、连歌、短歌、还是长歌均不能流泻得如此酣畅淋漓。
《亚洲汉文学》既有对域外汉文学的整体瞻阐，又有对其细部探赜索隐、洞察辩微。古渤海国，是唐武后圣宗元年（公元698年），我国东北革末革曷粟末部首领大祚荣建立的政权，至辽太祖天显元年（公元926年）为辽所灭。关于它的历史和文化，因迄今发现的关于它的直接文献微乎其微，而变得迷雾重重。作者借助保存在日本史料中有关渤海使臣与日本官员汉诗唱酬的文献，如《续日本纪》记载公元758年，即日本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唐肃宗乾元元年，渤海诗人杨承庆等一行入见，与日本文人雅士以诗会友，《经国集》卷十三载渤海国诗人杨泰师诗二首，返窥汉唐古代文学在渤海国的传播与创化，进而窥测我国古代渤海国对外交往的全貌。
《亚洲汉文学》是王晓平教授继《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佛典·志怪·物语》后又一部颇见学术功力的专著，亦是他近20年精研亚洲汉学的又一里程碑。在体例上，著者采用专论集锦（其中多篇，是据作者用日文撰写，发表在日本一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改定。）辅以概论，从而将总体研究与个案考察有机结合起来。全书援引大部分文献出自王晓平教授在日、韩作访问学者期间，奔走日、韩各馆藏查得的珍本、善本藏书，极具研究价值。
综观全书，愈加感到王晓平教授渗透其中的学者襟抱：“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讲，各国学者各有其任务，而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如果对汉字文化的研究没有建树，那是绝对说不过去的。同样，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来说，对于域外汉文学研究没有建树，同样也是说不过去的。我坚信这一点。”（《亚洲汉文学》后记）72年前，鲁迅先生书赠日本剧评家升屋治三郎：“春江好景依然在，远国征人此际行。”以抒离愁别绪。而今，有过朝阳般生气，亦有过夕阳般寂寥的日、韩、越及其古代渤海、琉球等国绵延千年的汉文学在王晓平教授《亚洲汉文学》中光彩重现，也是于此，才使我们识得，留学僧和留学生，这两支肩负文化交流与文化播扬队伍的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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