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还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学以“英雄本色”？如何建构与“他者”对话的东方学术话语？长期以来，东方文学研究者进行了诸多的探研和反思，可谓硕果累累，合成了一部东方文学研究的交响乐。孟昭毅教授的《东方文学交流史》（以下简称《交流史》）是其中的一个独特乐章。
书名曰“东方文学交流史”，实际上孟著聚焦于中国和周边东方国家文学之间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作用过程。为何选择中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孟先生认为，一提东方文学，一般指亚洲和非洲文学，不包括中国文学。而“回顾中国人民和东方各国人民在文学上密切往来、相互影响和血肉联系的历史，源远流长，事例难以历数”。基于以上认识，激发了孟先生研究的兴奋点：在疏通中国和周边东方国家文学史、理清其发展线索的基础上，发现动态文学交流中的变化，并把这种变化的原因、结果和详细进程阐发清楚，最终建构“东方文学交流史的本体研究”。这种研究路向超越了具体的东方国别文学史的研究，对东方文学交流的整体研究具有拨云见日之效。
综观全书，著者在《交流史》中除了对以往东方文学交流史研究者涉足较多的中日、中印、中朝之间的文学交流关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观照外，还细细勾勒了光顾者甚少的中泰、中越、中伊等国之间文学交流的历史发展轨迹。不仅关注古代文学、中古文学以及近代文学交流的研究，而且把笔触延伸到现当代。一言以蔽之，著者以鸟瞰式、动态式的学术视野对东方文学交流史进行了一次大巡礼，显示出“文学交流史”的学术品格。在具体的章节中，著者先简扼钩沉、梳理中国和周边某个东方国家在文学上的交流史实，显露它们之间的蛛丝马迹，然后重点探讨它们之间大到某个文学类型（如小说、诗歌、戏剧、神话等）、小到某个文学意象（如《云使》、《室思》中的“云”意象）中存在的共相和殊相，在寻根溯源、深究其异同之所以然中凸显出东方文学交流的一些规律。全文既有“史”的铺陈，亦有“论”的深化；既有“面”的介绍，亦有“点”的突破；既有宏观的整体审视，亦有微观的个案剖析，表现出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在行文操作中，《交流史》还体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1、关注中国和周边东方国家文学之间的双向互动交流。既重视中国对周边东方国家文学的浸润与影响，又重视中国对周边东方国家文学的吸收与借鉴。比如，在中日文学交流举隅中，“俳谐东渡汉俳西回”便是属于双向影响研究。著者既探讨了中国俳谐对日本俳句的影响，又探究了日本俳句对汉俳的回返影响。在“俳谐——俳句——汉俳”链环形结构的探研中，进一步发现中日文学交流中的规律以及两国相似的美学选择和文化底蕴。2、注重在文化语境（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道德视角、生活习俗等以及创作者的美学取向等）中透视文学交流。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已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热点问题之一。毋庸置疑，文学和文化关系密切。文化是文学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土壤，反过来，作为文化的一个独特载体，文学总会被染上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强调“文学本体性”的前提下，对文学作品、文学活动、文学现象的研究采用文化视角，或把它们置于文化语境中解析，则更能显见其形成根源、历史价值和深层意蕴。《交流史》对此作了积极地回应。比如“父子相残命运多艰”一节中，作者在剖析了中伊两国文学作品中共有的父子相残主题后，没有浅尝辄止，进一步探讨了同类主题的题材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变异性。另一方面，文学和宗教的关系在《交流史》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我们知道，宗教在东方文学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文学交流的先导和媒介，譬如，谈中国和印度的文学交流，就离不开佛教；议中国和阿拉伯的文学交流，就离不开伊斯兰教。《交流史》中关于宗教和文学关系的探得比比皆是：如“佛禅与日本近现代作家”、“佛理入中国诗”、“《古兰经》在中国的影响”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为“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之一的《交流史》是天津“九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凝结了著者多年从事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教学以及研究的成果。或许，诚如著者在《后记》中所说的，“由于东方文学之间相互影响接受的知识浩如烟海，想以区区十几年的思考与探索来摸清其中的规律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交流史》以其大胆的探索精神、厚重的研究实绩，拓宽了东方文学交流研究的学术空间，成为其中的一个独特乐章。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交流史》一定会给学界以无穷的启迪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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