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看到，在欢呼西方世界胜利的声浪尚未平息的同时，资本主义已经让人失望重重，欧洲的大量失业、美国工薪阶层的贫穷、财富的积累和贫穷的积累之间的巨大反差、“有者”之国与“无者”之国之间的鸿沟、失控的增长与环境的冲突、公然的种族歧视和性别偏见，令人惊愕不已。但是西方庞大的宣传机器却仍在铺天盖地或偷偷摸摸地在全球散布着“除资本主义之外，历史已别无选择”的言论。似乎要想走出目前的困境，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正是决心打破这种神话，西方著名学者丹尼尔·辛格（Daniel Singer）在其著作《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曹荣湘、褚松燕、丁开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对“别无选择”展开了讨论，提出了一个大胆超越资本主义的视野。
丹尼尔·辛格不是某位“前——”或“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颇受冷落、普普通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雄心在于帮助人们恢复曾经盛行而现在被放弃的信仰：可以凭借集体政治行动来重构社会，从而改变人类自身的命运，在“别无选择”之外探索一种“可能的选择”。
在《谁的新千年》中，辛格首先探讨了“别无选择”论的起源。“别无选择”论调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曾经的选择”的失败，即作者所谓的“遗产”。他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分析了苏联的历程，指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并不像它曾经被描述的那样引人入胜，相信经济进步会导致政权解放的乐观假设为什么没有成为现实。由此，辛格讨论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就与不足，解释他那种自上而下的革命为什么会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告终。毫无疑问，苏联的解体给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现在成为了惟一的超级大国，资本主义也失去了它潜在的敌人，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葬礼”也并没有给社会民主主义带来新的生命力。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解除管制、放松国际金融监管，都大大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某些权力，降低了它们实行凯恩斯式管理的能力。经济危机的威胁使完全就业和福利国家的承诺成为泡影。所以，辛格在《谁的新千年》一书中指出，西欧左翼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重新创立一种根本的方案，要么投降了事。我们所面临的“遗产”就是资本主义之外的一种历史性尝试的失败，以及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人们对左派社会革命的主张似乎已失去了信心，而“别无选择”论则大行其道。
接着，辛格试图从“变动的欧洲”中探讨新的希望之源。他的用意并不是苦苦思索欧元如何在美元面前坚挺，或者统一后的德国如何在欧洲一体化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而是希望找到真正的变革将来自何处。为此，辛格分析了俄罗斯、波兰和法国三个案例。他将俄罗斯和波兰的例子联系起来，表明在未来的几年内，光明很可能不是来自东方。而1995年的法国工人运动和群众游行则显示了西方反抗力量的潜力。在辛格看来，这场运动可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折点，是第一次反抗“别无选择”的革命运动。这显然是将希望寄托于西欧，在那里，工人阶级运动的意义在于面对命运的判决表明有所作为、进行反抗的态度，所以辛格说，“否定才是关键的第一步”。只有拒绝了他们的未来，我们才能为自己设计另一个未来。
那么，另一个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在最后一部分，辛格提出了自己对未来的设想。不过，这一部分与其说是提供答案，不如说是提出和列举问题。他认为，如果左翼运动、工人运动或说进步运动要想再次贴近现实，要想动员群众，哪怕不能帮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也要帮助他们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就必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可以看出，辛格首先关心的是工作在我们这个巨变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否定了“工作的终结”的说法，认为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幻想的终结”——那种认为现行体制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稳定、公平和越来越多就业机会的幻想的终结。其次，辛格探讨了如何将现代劳动阶级联合起来，以及它是否能在这个全球化世界里扮演历史性的角色，还探讨了寻求平等的同时如何不牺牲自由等问题。在这些探讨当中，辛格始终抓住两个主题：第一，所有的解放斗争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不管每一次反抗运动多么重要，不管其独立性多么宝贵，潜在的整体总比其部分更加重要，只有依靠另一种能够彻底击败和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才能把它赶出历史舞台；第二，所有的斗争都是在现存社会中开始并促使我们超越其界限的，因此，辛格呼唤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需要指出的是，《谁的新千年》并不是一本宣布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社会主义新千年即将来临的宣告书。它并不是对胜利确定性的宣言，而只表明一种可能性——在所谓“别无选择”的命运面前寻求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反抗的立场显然与马克思不无关系。正如辛格所说，“卡尔·马克思是批判阶级社会、资本家统治的伟大分析家；尽管他不是永恒的，但直至如今，他仍然是这颗星球上一抹耀眼的光辉。”马克思对许多未来的事情作出惊人的预测，但他不可能考虑到我们社会的许多特征。可见，辛格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态度和立场，他对资本主义作出了现代的批判，他在苏联的尝试失败之后探索新的方案。辛格相信过去群众运动所无条件接受的、作为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概念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主张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相当清晰的新的社会图景，召唤人民加入到不断反抗的政治行动之中来。
总之，《谁的新千年》一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拒绝了当前流行的顺从式、随波逐流、不负责的种种说教，它尽力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压力之间找到了一条出路，表明了一种在“别无选择”之处寻求另一种“可能的选择”的姿态。它无疑是广大读者值得一读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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