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传媒后来人的厚礼

从1935年起即从事新闻工作的老报人于友，出于培养传媒后来人的考虑，于去年8月出版了一部《记者生涯缤纷录——献给传媒后来人》（以下简称《缤纷录》）。他以深刻的思考，犀利的文笔，生动地描述了他的师友以及他自己从事传媒工作的珍贵经验和感人事迹。读完全书，我认为，《缤纷录》是作者于友献给传媒后来人的一份厚礼！

要成为人民需要、人民喜爱的传媒从业人员，最需要的、最宝贵的是什么？于友在《缤纷录》中热情地宣扬了三条，称得上是我们传媒后来人的座右铭：

第一条，传媒人员一定要讲真话。新闻的生命是真实。在新闻报道中说假话、大话、违心的话，是传媒从业人员的大忌，也是最大失责。于友的师友，无论是范长江、胡愈之、孟秋江、刘尊祺、成舍我、张友鸾、萨空了、恽逸群、夏衍，还是羊枣、朱启平、子冈、浦熙修、陆诒、李纯青、金仲华、黎澍等著名记者、编辑、评论家，都是坚持说真话的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年代里，他们因为说真话而备受反动派的迫害；新中国成立后，在左倾路线得势的年代里，他们中的有些人，因为说真话而被错划“右派”；有些人因为坚持说真话而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他们依然奉行传媒业的第一准则——说真话。朱启平因为说真话，当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受屈20多年。但他到了晚年，仍然这样说：“当记者，最要紧的，是尽心为读者提供最好、最真诚的服务，不说假话，不炫耀自己，始终不渝。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于友在《缤纷录》中一再称道的就是这种坚持说真话的传媒从业人员的最宝贵的品质。即使在今天，传媒人员仍然有个坚持说真话的问题。当某些领导人搞所谓“政绩工程”实则害民的时候；当某些人搞假冒伪劣而到处吹嘘的时候，你敢不敢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作为传媒人员的品质优劣，灵魂美丑，风格高下，立时可判。朱?基同志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16个字的核心也是说真话！

第二条，传媒人员一定要坚持爱国主义。传媒前辈之所以能够面临刀山火海而不惧，坚持说真话，因为他们都有一颗爱中国的红心。范长江和孟秋江在抗日战争时期，不避艰险，到华北前线采访，报道战地新闻，为的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胡愈之，率先呼吁团结抗日；他为《世界知识》所写的“发刊词”中提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这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兴国之道，“尤其需要知识”；“文革”后他建议，“要群言堂，不要一言堂”，目的都是为了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刘尊祺毕生为强盛的中国而努力奋斗，先是为建立新中国尽力作了贡献，继之打开了新中国对外报道的新局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右派”冤案得到平反后，他创办了《百科全书》这个刊物，主编了《新中国的一日》，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而老当益壮。萨空了在《立报》大力报道救亡运动，特别是在营救“七君子”的斗争中，他的报道，牵动了广大爱国者的心。李纯青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几篇文章，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他的文章《体制改革刍议》、《五四运动古稀年》，直陈改革的意见。范长江、刘尊祺、胡愈之3人，出于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不约而同地对张学良进行过抗日的劝说。传媒前辈能够始终如一地为国事谋，是和他们的一生热爱祖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条，传媒人员一定要敬业。传媒前辈们之所以取得成就和他们的敬业精神分不开。他们把传媒事业视同自己的生命。刘尊祺担任《中国日报》总编辑时，已经70岁了，但他仍干劲不减当年，非但坚持天天上班，还一再表示愿意值点夜班。夏衍称誉胡愈之老的敬业精神，说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羊枣同志在《大刚报》要审阅所有的重要稿件，审定重要新闻的标题，决定版面安排，还要撰写社论。“拳打脚踢，几乎要耍十八般武艺”。名记者陆诒年迈离休后，仍不时访问一些新闻人物，写作通讯和特写。

《缤纷录》作者于友自己还写了一些学习外国著名记者的优秀笔记，显示了他坚持业务学习的敬业精神。对“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索尔兹伯里、韩素音、靳羽西的敬业精神和高超的业务水平，于友也是赞赏备至。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缤纷录》所肯定和发扬的说真话、爱中国、要敬业这三条，我们作为传媒后来人，应该把它们完全学到手，并贯彻到传媒工作的实际行动中去。因此，《缤纷录》不只是献给传媒后来人的一份厚礼，而且是当前一本非常及时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