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早在4年前——1999年9月，我便已经开始本书的约稿工作。南京大学教授、古典文学专家、时年86岁的程千帆先生与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上海的于漪先生已应约为我写了稿子。程千帆先生当时已因病住院，接到我托钱谷融先生捎去的约稿信后，竟扶病为我誊抄了自己以前发表过的一篇千字短文——《有恒斋求学记》，还附上一封亲笔信寄给我。当我收到那用颇有书法功底的钢笔小楷誊抄出来的文稿与信后，心里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此后没过多久，程先生便去世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人家的绝笔。他的手稿，我一直保存着。每一看到，便觉有一种无言的督责，叫我坐立不安。于漪先生当时也身体欠佳，在家养病。我去看望她时，她一听这个想法，非常支持。待我回到北京后，她的稿子随后便寄到了，而且写得情深意挚，真切感人。
可后来，由于一些我个人无法克服的困难，这本书的约稿工作被迫中止了。自此，它便成了我一个未了的心愿——一个坠在我心头的结。
时光飞逝，一晃几年过去，新的世纪转眼来到。我终于有可能重新开始来完成我的这个宿愿了。2001年8月，经过一番准备，我重新又打印了约稿信。我觉得，这个选题如果再延宕下去，有些稿子也许就再也约不到了。
说实话，一开始，我并不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我毕竟是以个人的名义——一个区区中学语文教师——来做这件事的，而不是通常所见的由一家出版社来出面组稿。在今天这个诚信稀缺的时代，凭我这一纸约稿信，能取得那么多作者的信任吗？更何况我要约的都是当今文化界、教育界及别的领域的名家，而且至少要约上60多位作者，才能编成一本书。
我收到的第一篇来稿的作者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先生。我是读了他的《乡土中国——楠溪江中游古村落》（三联版）一书后向他约稿的。他的文笔集科学的简洁明晰和文学的清新优美于一体，令我倾心不已，于是冒昧给他寄了一封约稿信。出乎意料，他很快便给我寄来了稿子，是用书信体写的：
王丽老师： 您好，谢谢您给我寄来了约稿信。这封信使我很感动，它一直撞到我的心底，激活了那里深藏着的记忆。 ……
刚读完第一页，我的眼睛便开始湿润；而当我一口气读罢全文时，已是泪眼迷离了。我没想到，在一个少年人的求学岁月里，竟然会有如此艰难困苦的经历！我更没想到，在那个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年代，我们的老师——尤其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以怎样的勇气和精神担负起教育的重任！在延续着中华民族不绝的薪火！整整八年抗战，就是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老师，带领着几百个十来岁的孩子，在浙江东部的群山中，一边与日寇周旋，一边坚持着弦歌不辍！
陈志华先生是这样评价他的国文老师——“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我的小学和中学时期，我们的语文老师，给我们选的教材大体上都是这一类洋溢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什么《正气歌》、《史可法答多尔衮书》、《阎典史传》、《张睢阳传》，等等。……它们所蕴含的充塞天地间的浩然之气，给我们同学们的教育远远超出了“语文”这两个字所能包含的，它们所蕴含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长存于世界并发达兴旺的根本所寄。”
他说得多么好啊！他的话道出了语文教育之于国民教育的特殊价值。正如我在约稿信中所说的：“语文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核心，是民族文化的根。”
当我按着陈先生信中留给我的地址给他去电话，并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恳切地说：“不，应该谢谢你，是你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了却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把一直想说的话说出来……”
陈先生的来稿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也使我更深切地体认到编这本书的意义。
随着约稿工作的进展，我发现，怀着陈先生这样的心愿的作者又何止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孙玉石先生告诉我，我约的这个题目，也是他早已想写的；这回写的时候，写到最后，他自己都掉泪了。还有谢冕先生也同样，他的题目便叫《无尽的感激——我所受的中学语文教育》。他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我能够走上文学的道路，而且成为一个以文为生的人，不论幸还是不幸——有人说“人生不幸识字始”，又有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都要感谢我在中学时代所受的语文教育，都要感谢那时的几位语文老师。感谢他们在我年轻的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使我有可能用我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和人类最优秀的、同时又是最优美的心灵和头脑对话，并接受那些高尚情感的浸润和启迪。
在约稿过程中，我拟的约稿信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有些作者告诉我，他们就是看了我的约稿信之后，受到触发，产生共鸣，才愿意给我写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文学评论家敏泽先生便是这样跟我说的。因为我在信中说：“我们每一个人从开蒙伊始，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语文课。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人手刀足尺，永远是老一辈人记忆中温暖而鲜明的一页。我们的情感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及我们成年后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无不受着早年语文教育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语文教育影响一个人心灵中最深层最本质的东西。……”敏泽先生的文章不但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出发，对自己当年所受的私塾教育做了认真的回顾，而且对这种教育的得失——包括整个传统文化的价值都做了颇为深刻的分析评价，融感性与理性于一体，既生动又有说服力，显出一个学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谨严的学术精神，给人思考和启迪。像这样的文章还有华中科技大学的张良皋先生。每当我收到这样一篇好文章时，我的信心就增添了一分，我觉得离我的目标便近了一步。那些日子，每当打开信箱，看见里头躺着一封或两封厚厚的信件时，心里真比吃了蜜还甜。从2001年8月到去年2月，半年间发出了150余封约稿信，加上手写的附信足有200多封了。打过的约稿电话更是无法计数。幸而作者们都对我表示很信任，他们热情地说：“王丽老师，你这件事很有意义，我们大家应该支持。”有的说：“你出了一个好题目。”著名作家柳萌先生接到约稿信后，放下手头别的稿子，先给我写。庞朴先生不但为我推荐舒芜先生，还特地打电话帮我联系，陪我上舒芜先生家约稿。牧惠先生特意为我开列了一份他所熟悉的作者名单及地址寄给我，嘱我向他们约稿。浙江大学的徐朔方先生第一次给我寄的稿子不知为什么没收到，他又没留底稿。可他在电话里一听，马上说，我再给你写一遍。还有邵燕祥先生、童庆炳先生、刘锡庆先生、徐葆耕先生、王春瑜先生、陈志华先生、何镇邦先生等，他们尽其所能地为我提供帮助，使得我这本书能够顺利编成。这里特别一提的是原华中理工大学（现改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他一向是以重视大学生语文素养、大力倡导文理融通而闻名于教育界的，虽然早已不做校长了，但依然事务繁忙。杨先生接信后，回信说“你的选题很有意义，以史鉴今，可以得到启发。”但他实在抽不出空来，婉言谢绝。我不甘心，又给他去了一封信。寄出不久，便收到杨叔子先生寄给我的由他主编的一套5卷本《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并应允替我写稿。杨先生的稿子是利用春节的休息时间写成的，本来有个题目，叫《同根生融则利》，洋洋近8000言，是一篇论述科学与人文两者关系的力作。他在电话里一再说：“王丽老师，很敬佩你的精神。祝你事业胜利、成功！”我将他的文章作为本书的序，他又按“序”的格式作了一点修改。
当然，也碰到个别有顾虑的作者，写信询问我是否已跟出版社签好了合同。我一一回信婉言加以说明。他们也都表示理解，并且欣然应允。
还有几位作者是扶病给我写稿的。如上海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著名作家冯英子先生，他是1915年生人，今年已80多岁了，先后出任过近十家报纸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为新中国的报刊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接到约稿信时正在病中，扶病勉力写了2000多字，还是断断续续写成的，题目叫《师恩如海》。他在信中说：“……我一生走的是自学道路（编者注：冯英子先生小学未毕业），几十年来，一直想找儿时的老师，却始终未能如愿，但师恩如海，毕生难忘。”还有著名散文家韩少华先生，他因患中风后右手不能写字，只能用左手勉勉强强写。但我跟他约稿时，他一口答应。在他寄来的稿子最后，有他亲笔附的两句话：“王老师：您好。我只可用左手写一点字了。由我妻抄写。稿子送给您，请查收。问好！韩少华。”笔划犹如刚学书的孩童，抖索得很厉害，令人想见其书写的艰难。
我想，我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语文教师，与这些作者素不相识，而且他们多是各个领域中声名卓著的专家学者。有的忙于著述教学，有的稿约如山，有的还兼着各种社会活动……，但他们都慨然应约。我何德何能乎？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为孩子们做事，应该的。”他们是怀着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怀着对新世纪中国文化和语文教育的深切希冀，怀着对中国未来一代的期望。事实上，不少作者都在文章中提到了当今的语文教育，并情不自禁地与自己当年作对比，而因此流露出由衷的忧虑。我想，这也是促使他们写这篇文章的动因之一。
收进本书的70多篇文章，从时间跨度上来说，自上世纪20年代始至80年代止，横跨了20世纪最风云激荡的60年。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北师大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1911年出生；年龄最小的是在读的博士生。作者中有作家、历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书法家、美术家、文艺理论家、表演艺术家等。从受教育的时间来说，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居多，占了2／3左右。另外1／3是60年代以后的，即“文革”时期及更晚一些的。他们都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中国语文教育，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色，既为上个世纪的中国语文教育——尤其是传统中国语文教育提供了一份鲜活而宝贵的历史见证，也显示了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演变的历史轨迹，并由此而折射出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各个层面的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教育的学者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个案的意义要比学术论文更丰富而有说服力。由于写的都是经过岁月沉淀的，作者一生记忆最深刻、感受最真切的东西，而且作者绝大部分都是当今文化界、教育界的名家，因此几乎篇篇都是精心之作，且文情并茂，各具特色，有的可作美文来读。他们文章虽然风格各异，但十分一致的是，几乎都凝聚了对那些在他们少年岁月里曾经给予他们文学和精神的营养的师长们的无限感念。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永善先生告诉我说，等这本书出来之后，他要多买两本，放在他已故的高中语文老师杨少桐先生（杨少桐先生于2001年春节去世）的坟头，以感谢先生生前对他的哺育之恩。他再三说：“没有老师，就没有我们；老师不但教我们语文，还教我们做人。他是一生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
如果有人问，读罢这70多篇文章，对于中国语文教育，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可以这样回答：传统中国语文教育最成功的一点是，培养了学生对母语——汉语言的热爱，并因此而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立身处世，即在他们心中种下一个文化的根，精神的根。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后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协会会长梁从诫先生说得好：
……如果说我今天尚能写出像样的中文，首先是因为我爱这个语言和文字，爱它所体现的文化传统。……我想，我国的每一位小学语文老师都应当认识到，培养孩子们的对母语的这种感情，应是自己的首要天职！
而这一点，难道不是进入新世纪的中国语文教育应该引以深思并加以汲取的吗？一个人一生能做的事是有限的，我也一样。我很高兴我终于了却了一桩夙愿。惟愿我的这本书能给已经进入新世纪的人们一些缅怀，一些沉思，一些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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