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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完了小学和中学，高中毕业后在家乡山东滕县一家基层供销社当营业员。就在那样一个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这名乡村的年轻人却出自对历史学的喜爱，自费订阅1974年刚刚复刊的《历史研究》。13年之后，这位青年发表了长篇论文《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88年第1期），轰动学术界。该文对当时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历史创造者”问题做了一次系统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该文一问世，即被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等纷纷报道，全国多家重要的学术文摘也大篇幅转载。20年后，他又出版了《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著作，2000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至今畅销不衰。
1979年，王学典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攻读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就这样，在山大一呆就是24年。王学典说，他永远忘不了“文革”刚结束时，《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几篇反思“文革”的文章带给他的震撼，忘不了那一段少有禁忌、自由蓬勃的校园生活，他说，他的学术研究一直与反思20世纪中国历史紧密联系。
作为一名活跃在当今史学界的“少壮派”学人，王学典的学术历程较多地从微观层面透露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嬗变的若干信息。王学典发表于1980年代的文章直接参与了当时前沿问题的论争，跻身于思想主流之中，他的学术观点已定格在这一时期的学术地图上。1990年代后，王学典已由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学术界的知名人物。几乎可以说，王学典的个体经验是近20年来中国史学思想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正因为王学典对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有着亲身体验，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着一种特殊的观察与感受，所以，当他把“中国当代史学史”作为一个方向来研究的时候，就有了别人难以比拟的优势。而事实上，把“中国当代史学史”作为一个分支来研究、并且取得如此成就的，在当今中青年学者中恐怕也难寻双璧，通过他和他的研究，我们的确能把近50年的中国史学打通。
在扎实深沉的学术考察中渗透着浓厚的理论思辨，在客观冷静的研究分析中坦白着对历史及老一辈史学家的深刻的同情与理解，成为王学典的史学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他不断地思考着史学的前沿理论问题，他认为，“历史的客观性”不是对历史对象真实性的承诺，而是对学者本身学术良知的考量。他对翦伯赞、顾颉刚、黎澍、童书业等研究对象有着深沉的理解，连他自己也承认那甚至是一种“偏爱”。他对历史则有一层更深远的思考：“历史学的另外一个作用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那就是它能为我们当前的社会提供文化、身份和血缘认同。比如我是中国人，我隶附于一种伟大的传统，那么谁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传统？是历史，而且也只有历史。在目前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化、西方化，这种文化和身份的认同就尤其重要。如果忘记了我们背后的历史，会迷失很多东西。”
1990年代初，受商业大潮影响，许多学者抛开学问、下海寻生，学术界人心浮躁。而王学典却始终如一，对学术研究执着仍旧，学术对他不是谋利之器，而是终生怀抱的理想，他把整个生命都挥洒到学术事业之中。他说，做学问，我即使拿出毕生的精力，使出百分之百的力量，未必能有一点成绩；如果再三心二意，更将一事无成。
王学典生于1956年，属猴。王学典为人质朴，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与同道知己畅谈时，一脸天真，快乐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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