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独创性的大陆漂移说，是天文学家、气象学家A·魏格纳提出来的。研究《周易》，且从中发现“二进制”，并不是中国众多的《易》学研究者，而是德国的数学家莱布尼茨。一个工程师涉足中华文化研究，短短两三年间在北京与地方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章，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不能不对此感到惊讶。现在，他的专著《文化寻根》就要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这实在令人欣慰。
这位工程师提出了一个论点：把中华民族落后与挨打的根源归结在中华文化本身，有重新反思之必要。如果说中华文化本身有问题，那么，中华民族早期领先于世界的辉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代物理学表明，同一条件不可能造成一种物质的两种状态。化学实验证明，同一条件不可能造成一种物质的两种化学反应。在现实生活中，先进有先进的道理，落后有落后的理由。一种原因不可能同时造就出先进与落后两种状态。那么，同一个中华文化会造就出中华民族辉煌与挨打的两种状态吗？研究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挨打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文化的失传与变质。这位工程师就是我至今从未谋面而神交多年的刘明武。
在我主编《中国文化研究》的近十年中，接触了泰斗级文化大师，也结识了年华正茂的佼佼学者，以及一般文化研究者和关于文化的各类文章。虽然杂志发表了许多好文章，但发表的并不篇篇都是金镂玉雕。学术研究一般应该言前人所不曾言道别人所未道，那就是创新；我觉得刘明武的文章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文章不仅篇篇独具匠心、新意扑面，且磅礴之气中充满了智慧和灵性，读起来使人深受启迪。这在当今浮躁的半商业化的“学术”时代是很难得的。他在《中国文化研究》上发表的文章有《合和：中华文化精神之元》、《“象与器”简论》、《道与器的分离》、《是阴阳合和还是阳为阴纲》4篇。当我初次看到刘明武的稿件时，第一感觉就是这文章是用心写的，没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味道；不仅如此，我还强烈地感到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之心。
刘明武把自然科学研究所必须的标准化与定量化引入到了文化研究。在标准与定量的尺度下，他对中华文化的创建与演变做出这样的划分：一、中华元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是“道器分离”的文化；三、董仲舒以后的文化是“伪道无器”的文化；四、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化是“寻道找器”的文化。刘明武对中华元文化是这样认识的：当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之后，人类的祖先共同在关心着一系列相同相似的问题：天地万物从何而来？一男一女从何而来？应该如何做人？应该如何做事？同样的问题，却有着不同的答案。《圣经》用一个形象的上帝解答了天地万物的起源、一男一女的诞生。《周易》认为天地之前没有任何有形的神灵，只存在着一阴一阳两种原动力。正是在这两种原动力的作用下，演化出了天地万物与最初的一男一女。在文字出现之前，一阴一阳在伏羲氏们的手下变成了两个抽象符号——阴爻与阳爻，有了文字之后，一阴一阳被《周易》界定为“道”。上帝与道都具有造物功能，但上帝是神，道是自然存在，这是两者之间的原则性差别。
如何做人？《圣经》主张人崇拜上帝，人必须以上帝的意志为行为准则。在《圣经》里，做人的道理源于神理。如何做人？《周易》主张人效法天地、日月、四时、水火……总之，人应该效法自然。总而言之凡是人都应该效法自然。君王与上帝，不能作为人的效法对象。在《周易》里，做人的理性源于自然之理。
如何做事？也有两种答案。《圣经》有一个美丽富足的伊甸园，上帝对人们运用智慧发明创造持反对态度。中华大地没有伊甸园，要想过上幸福美满生活，人们必须动手动脑发明创造。女娲炼石补天，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伏羲氏编织网罟，神农氏发明耒耜，黄帝发明衣裳、车船、臼杵、弓矢……依靠自己的智慧来创造幸福生活是早期中华民族的典型特征。《周易》中的“尚象制器”与“道器转化”，是由道形成的发明创造哲理。“驼背捉蝉”、“疱丁解牛”、“魏伯阳炼丹”、“张衡做浑天仪”，这些都是利用道在实际层面的发明创造。离开了阴阳之道，就产生不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上帝反对发明创造，阴阳之道启迪发明创造，这是阴阳之道与上帝之间的又一差别。
刘明武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元文化包含了两大方面的道理：一、形而上的道理；二、形而下的道理。形而上的道理集中在一个“道”字上，形而下的道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道，囊括了“宇宙人生”的哲理；器，囊括了发明创造的哲理。道用来指导理性地做人——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理性地认识人类自身，理性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器用来指导智慧地做事——研究理论、发展生产与发明创造。道与器并列并重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能分割分离。“道器并重”的文化里一有做人的理性，二有做事的智慧。
中华元文化有一个演变问题。刘明武以“道与器”为参照坐标，对元文化的演变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在孔子、老子这里一个“器”字失传了，西汉以后，一个“道”字变质了。老子谈道反对器，孔子谈道不谈器，所以，中华元文化在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里已经有所失传。道器并重的文化，此处变成了道器分离的文化。董仲舒的“三纲”，变“一阴一阳之谓道”为“阳为阴纲之谓道”，这一变化是质的变化。阴阳之间的合和关系从此变质为纲目关系，人际之间相互负责的合和关系从此变质为绝对服从的主奴关系。董仲舒之道与《周易》之道相较，有真伪之别。“三纲”里面没有“器”。道器并重的文化，在董仲舒这里变成了伪道无器的文化。一个器字，失传了；一个道字，变质了。失传了做事的智慧，变质了做人的理性，应该是中华民族后期落后的真正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挨打产生出了强烈激愤，激动的情绪取代了理智的分析，把落后与挨打的原因归结在了文化上。子孙的无能而怪罪祖先，这等于把咸丰皇帝的责任推到了黄帝的身上。鸦片战争以后，又找文化又找器，所有的精力完全集中到了西方文化上，从此，认真留心中华元文化的人不多了。关于这一点，刘明武这样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挨打，一次又一次地割地赔款。“为什么会挨打？”朝野上下、武人文人都开始反思，反思的结论有两个：其一，“器”不如人！这是一个仅仅从现象上总结出的结论；其二，文化不如人！这是从深层次上反思出的结论。 两个结论都不正确。前一种结论，只看到了枝叶而忘了根，看到了流而忘了源；后一种结论，混淆了“龙种”与“跳蚤”，混淆了清源与浊流。 “器”的落后，是文化失传造成的。中华元文化里不但有“尚象制器”、“道器转化”的哲理，而且有“日新”之精神。在“尚象制器”哲理以及“日新”精神孕育下的中华民族特别能发明创造，早期的中华大地上不断产生新“器”——先进的劳动工具，先进的生活器具及先进的自卫武器。中华民族有文化！中华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愚昧落后、就受人欺负的民族，恰恰相反，早期的中华民族以文明而先进著称于世界，这个文明而先进的中华民族并不是由外来文化改造出来的而是由真正的中华文化孕育出来的。早期的中华民族文明而先进，后期的中华民族落后又挨打，一个文化怎么会造就出一个民族的两种状态？落后的根源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文化失传与变质。
中华元文化有个演变问题，儒家文化也同样有个演变问题。在标准化与定量化的尺度下，刘明武对儒家文化演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一、孔孟的儒家文化；二、“独尊儒术”后的儒家文化；三、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批判的儒家文化。孔孟的儒家文化是真正的儒家文化。“独尊儒术”后的儒家文化是皇帝所阉割改造过的文化，这个文化应该定名为皇帝文化。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批判的儒家文化是皇帝文化而不是真正的儒家文化。他认为，“孔家店”不应该打倒而应该打扫，应该把皇帝文化与真正的儒家文化区分开来。关于这一点，刘明武做了一个形象比喻：如果有人冒充“同仁堂”造假药，正确的态度是打造假者，而荒唐的态度是去打倒“同仁堂”。“孔家店”之店应该改做“殿堂”之殿，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殿——精神之殿。民族复兴的最佳途径是文化复兴而不是文化否定！为了民族复兴，能不能坐下来把中华文化从头到尾认真梳理一下呢？取其善，舍其不善。可以争论，但不要漫骂。可以各抒其见，但必须言之有据。批判与继承两者之间，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这是刘明武的一个设想，我赞成这一设想。
刘明武研究中华元文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明创造。“二进制”推动了世界，但是《周易》里仅仅只有一个“二进制”吗？关于这一点，刘明武的看法是：抽象之象的阴阳太极、八卦、六十四卦有五个特征：一是简洁性；二是严密性；三是变化性；四是外延性；五是包容性。抽象之象的这些特征可以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启迪。抽象之象所隐含的内容博大而深邃。知道了这一点，同样可以了解中华民族祖先善于发明创造的奥秘。
文化研究属于科学，而科学发展没有止境。我真诚地期盼刘明武先生能够一如既往地探讨下去，希望他在抽象之象中有新的发现，并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来证明“中华民族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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