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精神可能正是我们许多学人所缺乏的。近来在阅读中发现，一些不错的著作者，常常不能做到一丝不苟，让人不免叹息。
著名记者唐师曾写的几本书（我只知道4本），我都看过，十分喜爱。可是在看他的近著《我在美国当农民》一书时，有一处却让我为他感到可惜，因为他犯了一个太不应该犯的错误。在25－26页他写道：“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半是美国籍，诸如……丹麦研究原子结构及辐射的尼尔斯·玻尔，……奥地利发明‘波利原理’的沃尔夫冈·波利……。”我看了不觉大吃一惊：玻尔和泡利（物理学上都称泡利）这两位一度叱咤物理学界的诺贝尔获奖者什么时候加入了美国籍？他们倒是经常到美国访问，但是根本没有加入美国籍。如果他举的例子是别的不出名的人物也就罢了，但是在这两位20世纪物理学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人物上出错，实在让人只有摇头的份了。而且“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半是美国籍”这句话也非常不准确，20世纪总共获奖人数700人（次），美国籍共有263人（次）获奖，只占37. 57％，离一半还差很远；再说，“泡利原理”也只能“发现”，怎么能够“发明”呢？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吃惊不小。前半个月，我收到台湾一个朋友寄来的江才健先生写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该书最近获得了台湾联合报2002年度最佳图书奖）。江才健先生写的《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一书我看过，觉得江先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科学家传记作者。但是在《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一书中，我也看到一处本应该不发生的错误，让我为他遗憾不止。在他的书中96－98页中他写道：
有一次在漫长的火车旅行中，当时是美国原子弹计划负责人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副手的艾立逊（Samuel Allison）为了打破无聊的沉闷，提起来他在南美安第斯山脉之时，手表受到宇宙射线的影响变得不准的故事，艾立逊问起费米对这个事情的判断。
我看了这段文字以后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我为上海科技出版社翻译《费米传》时，有这一段故事，但是问费米的不是艾立逊，而是康普顿。我以为我的翻译出了问题，连忙看江才健先生的这段话从哪儿引用过来的，一看，他引用的正好是我翻译的那一本书，即Emilio Segre，En rico Fermi：Physicist的143页。我立即查阅了原文，这颗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原来是江先生不小心看错了，来一个张冠李戴。这个错误犯得太可惜！
还有一次经历。最近因为写作，涉及杜聿明将军的经历。在参考高策先生写的《走在时代前面的科学家——杨振宁》一书时，见到该书有一句话写道：“1947年，她（杜致礼）准备陪同患有多种疾病的父亲赴美就医。不料上飞机时，蒋介石又急令杜聿明赴东北指挥作战。这样杜致礼只身一人来到美国求学。”当时一看，就觉得“不料上飞机时……”这段话简直是小说里的情节，恐怕不可靠。于是我找来郑洞国、侯镜如等先生写的《杜聿明将军》一书查阅有关章节，这一查，发现高策先生出了大错。首先，杜聿明在东北战场上惨败以后，原来开过刀的肾病，在苦恼和忧郁中又更加厉害了。这时杜聿明已经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多大的指望，因此萌发出国医病的念头。该书这样写道：“杜聿明因病到上海，本拟到美国去彻底治疗，曾一再向蒋氏请求，蒋坚持不准，要杜在沪安心医治，争取早日痊愈，为党国效力。”由此看来，不大可能“不料上飞机时……”，又戏剧性地让杜聿明下飞机。这是其一。其二，蒋介石并没有立即让杜聿明“赴东北指挥作战”。1948年6月，经过一年的医治和修养，杜聿明身体基本上恢复健康。蒋介石为“挽救危局，遂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司令（总司令为刘峙）兼第二兵团司令官。”
以上所说的一些，看来都是常常被学人忽略的“细节”，然而这些细节如果弄错了，常常让知道内情的读者感到遗憾和无奈，让不知内情的读者误入歧路。如果能够像杨振宁教授那样为keV这样的小事都要专门上资料室去查阅，可能就不会有上面提到的因太大意而造成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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