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单项奖的分别是，《诺贝尔奖百年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获最佳丛书奖，《科技创造未来》（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获最佳视觉奖，《我的野生动物朋友》（云南教育出版社）获最佳市场推广奖，“生态学前沿ABC”丛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获最佳创意奖，《从一到无穷大》（科学出版社）获经典怀旧奖，《到宇宙去旅行》（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获“老金笔”奖。
这次评奖也是2002年科普图书出版的一次盘点和总结，反映了当前科普出版的实绩和不足。2002年科普出版显现出如下一些特点，值得出版界和科普界关注。
第一，出版总量扩张。当然，这一判断并没有统计数据的支持，但大致是不会错的。2002年科普图书数量的增长主要体现在数学科普图书、科学史图书、科学家传记图书、图文类图书等方面。由于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出版界不失时机推出约百种的数学科普书，其中有数学家大会专门读物、数学史、数学家传记、数学教育、益智数学、数学文艺、数学专题科普等等，真可谓琳琅满目。数学史方面也收获颇丰，像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物理学史》、《数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科学文明史》，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生命科学史》，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科学进化史》，等等，都是经典或准经典性质的科学史普及图书，值得关注。
第二，类别增多，读者群细分。随着科普书数量的增加，科普出版的疆域在扩展，出现了一些难于分类的品种。同时，读者群体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根据读者群体的分化，目前的科普出版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是主要面向青少年读者的知识性科普；一是面向文化人和一般读书人的科学文化图书；一是面向白领阶层的休闲性图书。第三类图书是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白领群体的崛起而出现的。在这方面，涌现出华龄出版社的包括《乳房的历史》在内的“生理人文系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包括《全球大脑》、《两性冲突》在内的“看世界丛书”，云南教育出版社的《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等优秀品种。知识性科普中，面向专业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同行的科学前沿普及图书，如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院士科普书系”第3辑，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高新技术科普丛书”第二批等，似乎也可构成一个新的类别。
第三，市场亮点频现，涌现出一些畅销品种。科普图书“叫好不叫座，赔本赚吆喝”的状况虽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但是，令人欣喜的是，2002年还是涌现出颇多的市场亮点。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果壳中的宇宙》、《时间简史（插图本）》，云南教育出版社的《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等图书发行量都突破了15万册；《科学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版面市仅仅一个月就卖出2万册；2年前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纳什传记《普林斯顿的幽灵》（现书名为《美丽心灵》）借同名传记电影获奥斯卡奖和纳什来华的东风再度“复活”，市场表现抢眼；海南出版社的《数学的故事》、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数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斯蒂芬·霍金传》等图书也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这些科普书的畅销或逼近畅销为出版者带来了信心，是2002年科普出版的一大收益。
第四，依然是少数热心的出版社和执著的编辑在独撑科普出版的大局。2001年底，本报以《上海成为科普出版重镇》报道了上海科普出版的实绩和“领头羊”地位，2002年，这一情况得到了延续。在此次评奖中，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为代表的上海军团仍然是获奖大户。另外，正如本次活动评委王一方先生所言，目前科普出版的“底牌是还有几位执著而职业的编辑在操盘运做，假定明年有人出走，有人歇手，局面会大有不同”。不过总的来说，介入科普出版的出版者和编辑在增多，如果科普书在市场上能够进一步打开局面，科普出版进入更加良性的循环是可以期待的。
第五，许多有来头的科普丛书质量并不高，国家对科普出版的资助政策值得反思。本次活动评委刘华杰指出，许多国家有关部门或著名科学家挂名的图书，一些得到国家或地方科普创作基金资助的科普书，往往质量平平，内容和形式上都毫无新意，这种状况值得有关人士深思。他建议，政府部门是否可以采取先出书，后给钱的办法，“即出版了图书后，再经过专家论证，才能拿到专项出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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