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叫做除夕，光阴过去为除，《诗经·唐风·蟋蟀》就有：“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岁月其除。”这大概是有关除岁之“除”最早的使用。朱熹解释说：“聿，遂；莫，暮；除，去也。”说当蟋蟀在堂的时候，一年之岁忽已晚矣。终岁劳苦，不敢少休，而当此除岁迎新之际，应该纵情欢乐：“当此之时而不为乐，则日月将舍我而去矣。”这也就是中国春节何以如此之长的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
有关春节的民俗，较早的记载见于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其中的庭前爆竹，以次拜贺，进屠苏酒，插桃符等等，在唐宋诗词中都屡屡得见，而且还有许多新的补充，如初唐之际杜审言的《除夜有怀》：“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迎。……兴尽闻壶覆，宵阑见斗横。”描写了除夜的把烛迎新、宵阑见斗横之通宵不寐的守岁以及兴尽闻壶覆的射壶游戏等等。射覆是古代近乎占卜的游戏，在覆器下放置东西使人猜测，故曰射覆。猜谜语式的酒令，也被称为射覆；李商隐在《隋宫守岁》诗中说：“沉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燃起名贵的沉香，庭院中火炬灯烛照得一片通明，举起玉液琼浆美酒，来祝贺新的一岁之开始。这些习俗，直到今天大多保留着。
唐人以“除夕”“元日”等春节为题目的诗作，当以白居易的为多。其中的原由，大抵是由于诗歌发展到中唐，原本以山水意象为主体的近体诗一变而为摹写日常生活的以文为诗，如同王国维所说：“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说诗歌到了中唐，就像是春秋时代相互见面礼聘应酬的羔羊大雁一类的礼物（《礼记》：“凡贽，……卿羔，大夫雁”），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初盛唐诗，近体诗刚刚形成，山水意象兴起，故作诗极为凝练，真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而中唐时代的韩愈、白居易等，以散文方式写诗，白居易又特别主张通俗晓畅，写诗近乎写日记，写书信，盖因诗体变革的初期，其意义往往更多在于冲决，尚未找到适中的方式，因此白居易的春节诗作，虽然数量极多，但却并不是太好。其中稍稍好看些的，如写于60岁的《除夜》：“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洋溢着对生命流逝的感慨和生命仍然存在的恬然自得，是那种“七十期渐进，万缘心已忘”的闲适和“堂上书帐前，长幼合成行”（《三年除夜》）的惬意。写于49岁的《除夜》好些：“岁暮纷多思，天涯渺未归。老添新甲子，病减旧容辉。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明朝四十九，应转吾前非。”特别是前两句，虽然仍然是个体化的语境，但因为有了“天涯渺未归”的悲哀和“岁暮纷多思”的国人于除夕之夜共同的感受，也就有了些感人之处，但其余六句，却仍然显得枯燥而缺乏动人的力量；写于53岁的《除夜寄微之》：“共惜盛时辞阙下，同嗟除夜在江南。家山泉石寻常忆，世路风波子细谙”，写出了白居易与元稹“一事无成百不堪”的共同人生经历。此外还有“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除夜寄弟妹》），“牢落江湖意，新年上庾楼”（《庾楼新岁》），“家寄关西住，身为河北游。萧条岁除夜，旅泊在氵名州”（《除夜寄氵名州》）等，都是白居易春节诗中的佼佼者。
白居易之前之后的一些诗人，都有些春节好诗，如孟浩然的《除夜》：“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渐与骨肉远，转于奴仆亲。那堪正漂泊，来日岁华新。”《除夜乐城逢张少府》：“云海泛瓯闽，风潮泊岛滨。如何岁除夜，得见故乡亲。余是乘槎客，君为失路人。”《除夜有怀》：“帐里残灯才去焰，炉中香气尽成灰。”“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因为写了除夕夜所闻所见的个案情景而感人，“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在工整的对仗中展示凄凉与孤独的心境，“渐与骨肉远，转于奴仆亲”，则展示了久在异乡漂泊的怪异现象，在平淡的怪异现象的诉说中，展示无奈的心境；“如何岁除夜，得见故乡亲”，写出意外的惊喜。除夕，按照国人的风俗，一般是自家团聚的日子，而漂泊异乡的诗人，不能与家人团聚，在岁除之夜得以邂逅故乡乡亲，已经是莫大的惊喜了。
盛唐与中唐时期还有一些更为有名的描写春节除夕的诗作，如高适的《除夜作》：“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其动人之处在于将故乡之思与羁旅寒灯之下的凄然感受放置在具有欢乐色彩的除夕之夜，将“愁鬓”的生命体验置于“明朝又一年”时间流逝的临界点，将生命有限的无奈与故乡千里的空间阻隔对应，遂使其起到增其一倍的效果。元稹的“忆昔岁除夜，见君花烛前。今宵祝文上，重叠叙新年”（《除夜》），写出除夜之夕对亡妻所爱之思念。而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更为具有盛唐气象，更为具有普遍意义，将次北固山下的具体场景升华为一幅阔大雄奇的海日除夕图，含蓄了生命新旧交替的哲理诗魂：初生的海日在残夜中早已孕育，春天的生命在旧年中就已然存在。这是令后人涵咏不尽的妙趣所在。
因此，如同王国维所论，“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大凡好诗，往往要有小我，有小我方才具体亲切，同时，也需要从小我中跳脱出来，升华到大我的境界。宋人作诗，一方面存在着如同王国维批评的“羔雁之具”的问题，但也有许多将抽象与具象、小我与大我结合很好的诗作。如苏洵极少作诗，但也有两句一时为人传诵：“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苏洵一生多宦游四方，虽为散文大家，却蹉跎科场，累试不第，此两句就书写了诗人除夕佳节中壮志不酬的心态，它不是一年一节的摹写，而是人生许多次除夕醉酒浇愁的浓缩。由于这种壮志难酬的景况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在书写了自我情态的同时，也就为普天下具有相类感受者倾诉了他们的情怀，因之具有了大我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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