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发先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十年如一日坚执于学术研究的纯洁性、具有学术与思想双重品质的学者。新时期以来，他向我们贡献出了《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新文学史六十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名重一时的著作，加之正在结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理性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可以说他对“现代中国文学史”所包含的文学运动史、文学理论思潮、作家与作品研究等三大板块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集“创新性、科学性、开放性与兼容性”等学术品格于一体的文学史观，并日渐丰盈起了他的一个学术理想的轮廓——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学科。
对于这一构想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朱先生清楚地表达在了他的新著《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中了。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这部著作的面世经历了艰辛的劳动。“虽然中外学者对‘文学史学’研究有些成果可资借鉴，但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却少有人问津。‘拓荒’的任务实难承担，几次想撂挑子，几次又挑了起来……适逢贾振勇博士敢挑重担，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走完了这段不平之路”（出版“后记”）。因其“拓荒”故艰难，也因其艰难而成就其厚重。学界认为，此著集朱先生近40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精髓，具有“缜密其思，磅礴其势，激情其思，史哲其质”的品格，足当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学科的奠基力作。
“缜密其思”在于其体系性。现在学界已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传统方法划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种断裂的文学观，是机械阶级论的产物，规定着当代作家的命运，也束缚着研究者的视野。当新时期到来时，思想解放也为学术研究进行了精神松绑。打破一元话语对文学史研究的操纵，摆脱机械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使文学史回到学术本位，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必然要求。于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新文学六十年”、“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文学理念与文学史写作实践使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民间化研究如谢冕、个人化研究如洪子诚等。但是“自由”造成的“失语”与众声喧哗，又呼唤思想者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观”进行梳理与整合，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的学术体系，并提出一种具有共性的高屋建瓴的指导思想。于是，朱德发先生打理了从1951年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提出了现代性与民族性并举的研究尺度，将“人的文学”奉为文学史研究的圭臬，在《评判与建构》一书中，从学科意识、核心理念、“三大板块”、主体思维、收敛型思维、视野转换、价值规范、审美阐释、经典文本解读、话语实践、框架与格局，到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趋向、现代性想象、非智因素及“重写文学史”的文本审视等方面，探讨了“文人学者对文学史研究或书写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学科概念、文学史观、价值范畴、逻辑框架等的科学性、有效性、普适性和独创性”（绪言），生成了“文学史学”作为“文学史哲学”的体系。
“磅礴其势”在于其统摄性。朱先生说：“研究就是一种命名。”朱先生的理论创新性首先在于其“现代中国文学史”理念的提出。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区别，绝不是文字顺序上的变化游戏，而是包含着巨大的思想性与科学性内涵的。这一文学观念避免了传统方法文学史写作以政治事件为标志、按《新民主主义论》的要求对文学史进行硬性分期所带来的时空局限，也扩展了“中国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六十年”、“百年中国文学”等理念的内涵和外延，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相融，与人的现代化共生，形成了一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开放型的文学史时空，包容了更广大的文学子系统：中国新文学、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澳文学、传统体式文学、民间文学等。这是一个整体的、共生的，而非排斥性的体系。由于这一个基础，也带来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系统内相应部分的变化。我个人认为，“宽容性”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朱先生的文学史观也如其为人、为学一样，因其宽容而大气磅礴。
“激情其气”在于著作所显示的文学诗性。朱先生认为“文学本身就是历史”。在我读来，他的文学史学研究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性文章呢。朱先生善属长文，气涌滔滔，文采飞扬，一气呵成。然而一般学人读来却并不吃力。有人曾专门对他的文风进行过研究，认为其著述耐人品读的原因有三：一是文章逻辑性强，每一个主题一段，层层推进，步步为营，“从哪里而来”“向哪里去”的指向性很明确。二是，他常以诗性语言在说理最深处做一形象譬喻，在读者思想齿轮可能发生磨损的地方加入了润滑剂一般。三是如梁任公一样“笔端常带感情”，尤其是当行文至他钟爱的作家和思想者时，他常知人论世，虽三五言点评，却切中肯綮，让人心动不已。
“史哲其质”在于其史识与哲思。真正的学者从不排斥过往的经典，而是以“发现理性”去寻其最优秀的部分。在新著中，朱先生就取用人文理性、科学理性、马克思主义理性乃至非理性的精神，化解一些庞然磊然的大物，评判一些进退失据的现象，目的只有一个——反对“反智主义”，从而建构一个科学的学科。朱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有近40年的功底，坚实深沉自不待言；就其“哲思”看，文艺复兴以来西哲大师的相关经典论述，他都如数家珍，左右逢源地“拿来”为我所用。这是一般文学史研究者难以做到的。让人由不得慨叹：史笔使先生著作如巨渊，能包容；“哲思”使先生钟情“人学”核心，能高瞻。勃兰兑斯有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我们也认识到：“所有的文学史都是当代史”。那么研究现代中国的“灵魂史”，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人的灵魂历史：我们曾在哪里闪烁“人”的精神光辉，我们在哪里、因何而发生了“异化”，我们的“现代性”标准是什么，我们如何重写文学史……因此，朱先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让人明确：“现代”“中国”“人”的“文学”的“历史”，如何可能？指向何处？无疑，《评判与建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整理“学术史”思潮与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时，时代又把朱先生推到了整理“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前沿。他以其胆识集结了这部著作，其中观点或可商榷，然其“拓荒”之举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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