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生活和文化典籍不相匹配的是，学术中的信任研究姗姗来迟，追溯源流是学术研究的传统。而这一传统走向极端便是穿凿附会、生拉硬扯。像信任这样的事物自然与伦理道德、社会秩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严格地说，绝大多数古典学者的著述与信任研究没有直接的关系。齐美尔是异数，是稀有动物。他是多种现代社会学理论流派——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的前驱，同样他也是信任研究的开启者。他说：“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得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之上。”
可惜的是自齐美尔去世后，信任的研究几乎被遗忘，半个世纪后才猛然苏醒。以多依奇（M.D eutsch）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自50年代始以心理学实验的方法从事信任研究。70年代时，信任的概念被主流经济学家接受。阿罗提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并认为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的现象可以从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赫希则提出，信任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须的公共品德。这些思想最终被概括为“社会资本”。
社会学家终于捡起他们的前辈齐美尔的话头。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其1979年所著《信任与权力》中提出，信任是简化复杂的机制之一。这一简洁的思想为现代信任研究打下了基石，1984年以色列社会学家爱森斯塔德在《保护人、被保护人与朋友》一书中提出“信任结构”的重要概念。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1991年提出传统社会中的人格信任与现代社会中的系统信任的概念。
至20世纪最后10年，信任研究一下子成了热门，著作层出不穷。1995年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出版。这部著作不但没有被众多的信任研究的著作湮没，而且成为信任研究中最畅销的作品，赢得了读书界对信任问题的前所未有的瞩目。
福山系日本裔美国学者，1952年生于芝加哥。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古典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79～1980年担任兰德公司政治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81～1982年任美国国务院政治计划干事，同期担任国埃以谈判美国代表团成员。1983～1989，1995～1996年，又两度担任兰德公司研究员。曾任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伯纳德·舒尔兹讲座教授。现任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南希·赫斯特讲座教授。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该书成为畅销书，被翻译成20余国文字，获得洛杉矾时代书评大奖和意大利Premio Capri书评奖。1995年出版《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再次畅销，被翻译成20余国文字。其最新著作是1999年出版的《大分裂：人类的本性和社会秩序的重建》。月前正在写作关于生物技术的政治后果的著作。
1996年底我读到了福山的《信任》，我应该算是国内最早阅读《信任》原著者之一。且我自己在阅读此书以前已经开始了信任研究，日后完成了自己的《信任论》。但是我一向认为理解总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我之所以愿意为读者作一番导游，在于这本书感动了我。而我所评述之处，必然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但又因为我与汉语读者的共同的文化背景，或许我们在关注点上有略同之处。概言之，福山的《信任》所以引人注目，在于三点。其一，将信任问题同时下的热点——经济繁荣结合讨论，并将前者视为造就后者的原因之一。其二，以比较文化的视角研究信任，比较文化的著作太多了，研究信任的著作也不少，但结合二者尚属新意。其三是他批判的锋芒。
都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意向日益显露——经济学的术语正频繁地进入媒体以及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领地。其实每个个人、阶层、民族、制度、话语，以及学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自我伸张，这是生命体及其负载之事物的本性。均衡从来不是靠着自我约束，而是靠着其他力量对某一势力的无限扩张的抵抗获得的。因而庆幸的是，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面貌初露峥嵘之时，批判已如影随形。福山的《信任》无疑是其中一部极有特色的作品。
所谓学术中的帝国主义就是将自己学科中的假设、命题与术语推广开来，将从自身学科中认识到的人性的一部分视为人性之根本。“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大厦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人性模式上的：人类就是理性地追求功利最大化的个人们。”经济学家推崇这种狭隘的自利行为，因为他们相信社会整体的最大好处正是通过个人在市场中的自利行为获得的。而功利是什么呢？其最基本的定义是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提出的：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很多人分明在追求非功利的目标：拼搏沙场，隐遁山水，舍己助人。经济学家解释这些现象的方法是扩展其“功利”概念的含义，称之为“心理上的快乐”，比如帮助别人，为正义献身，等等。福山对此作出的批判是：如此扩展概念，这命题就成了“人们扩大化他们选中了要去扩大化的东西”，这种同语重复使得该命题乏味而丧失解释力。福山可谓打中要害，他由此扩大战果说：“新古典经济学不仅解释政治生活是不充分的，而且解释经济生活也是不充分的。”其实在经济学家手中这种以广义取代狭义以避难堪的术语岂止“功利”，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早就囊括了社会学与人类学中的“制度”与“文化”。因而经济学家们必需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一个粗疏而广义的概念，还是多个细致而狭义的概念，更利于学术的分析与深化？
或许还是经济学厉害，即使在福山企图向经济学的野心挑战时，他也仍在沿用着经济学的概念。他说，存在着三种资本；经济资本、人的资本、社会资本。人的资本即人的技能与知识。社会资本则如科曼所说，是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去合作的能力。“社会资本的积累是复杂的，往往是一个神秘的文化过程。政府能够制定一个削弱社会资本的政策，却很难理解如何建设它。”社会资本是从社会或社区中流行的信任中产生的能力。而信任是从一个规矩、诚实、合作的行为组成的社区中产生出的一种期待。信任与社会资本不像人的资本一样可以从理性的投资决策中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福山认为，韦伯关于工作伦理的论述常常被人们误读为刻苦与勤俭，而仅此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中的更重要的成分是“社会品德”，是信任、自愿的社会交往能力、团体的凝聚力，韦伯在其另一篇文章《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此作了论述。社会品德是个人品德发展的前提。而自发性社会交往能力对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因为实际上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经由组织而非个人完成的。社会交往无疑受到社会中信任程度的影响。福山认为，可以将不同的文化区分为低信任的文化与高信任的文化。低信任的社会指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高信任的社会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福山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地区。法国属于低信任文化，而日本、德国、美国属高信任文化。
大企业好还是小企业好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小的更美好”也曾风行一时。但是有些产品，比如汽车、航空、半导体制造，则非大企业才可能有高效益。而一个能办好大企业的国家并非不能办好小企业，能办好小企业的国家却未必能办好大企业。因此大企业的成败将影响一个国家的繁荣。经济组织不外三种形式：家族企业、专业管理型私营公司、国营企业。家族企业几乎注定不会成为持久存在的大型企业，国营大型企业的低效率问题几乎无法克服，因此有效能的大企业几乎只属于那些非家族控制的专业管理型的私营大企业。
高信任及以此为基础的自发性社会交往，往往造就出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民间慈善团体、民间教育组织，以及其他自愿团体。社会中间组织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这类中间组织的社会，形态上近似“马鞍型”——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了的个人和家庭，独缺中间组织。无力营造一般意义的社会中间组织的社会自然也不善于造就非血亲的私营企业。由福山上述逻辑推论，信任便与经济繁荣有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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