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革命之外，其实名人剪辫子原因各有不同。鲁迅是较早者，但记述剪辫子最详细的，是他的弟弟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里记着他1906年从上海转船赴日留学：“那时上海只有一个剃头匠，他有一把‘轨剪’，能够轧平而不是剃光。轧发的工钱只要大洋一元，但是附带有一个条件，剪下来的辫子是归他所有，由他去做成假发或假辫，又有二三元的进益。”可见，当时在上海滩已经存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剪辫子专业户；出国时剃头剪辫子，回国时戴上假辫子，都有剃头匠伺候，非常方便。还有国民党元老张继到日本也剪了辫子，蒋介石1906年去日本，先自在国内就剪了辫子……清末民初的实业家张謇是著名的立宪派，他剪辫子是在辛亥革命后的10月24日，在日记上他记道：“此亦一生纪念日也。”一剪刀似乎划清了与大清王朝的界限。他的剪辫子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其实已经并不重要了。剪辫子在辛亥革命前早已发生了，不但在国外剪也在国内剪，不但汉人剪满人也剪，不但平民剪王爷也有剪，不但为革命剪也为实务剪。剪辫固然要冒险，但是剪者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化；在某些地方某些情况下，剪辫子已经不至于有太大的风险。
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清末最早奏请朝廷剪辫子的官吏是驻美大使伍廷芳。他在1910年9月向清政府提出过“奏请剪发不易服摺”的奏折：“奏为世风日变……侨民皆称，辫发下垂，屡被外人讪笑，甚且加以种种不美之名，有时竟为妇孺所谑弄，而不便作事，污女后裳女，尤蒙訾毁。况机器制造厂肆林立，因辫发而陷于危险者，时有所闻……可否代达天听，吁恳朝廷，明降谕旨，任官商士庶得截去长发，改易西装……”可见清政府中也有了顺应潮流讲究实务的明智者。
笔者有一本宣统二年北洋军队出版的《兵事杂志》，上面刊登有载涛一行剪辫子的新闻：“……涛邸此次游历欧美……一律军服骑马行列，甚为整齐，耳目为之一新。而各军官又皆剪去发辫可以脱帽行礼，尤为欧人所罕见。”可见最早剪辫子的王爷可能就是载涛？不过，他们一行的剪辫子显然与革不革命毫无关系。
在革命风暴到来之际，清王朝的少数有识之士其实已经看到脑后的这条辫子不剪是不行的了，也在考虑剪辫令；可是一切未免迟了，这条辫子已经被视为清王朝的标志物，成为革命的对象，已经不是清王朝想不想剪愿不愿剪所能了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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