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变生活之十大现象

记得在两年前看到一则消息说，英国的中学生迷上发短信跟着了魔似的，放着好好的电话不打，偏要费劲地往小小的手机里输入一大串字符来交流。这不是舍易就难吗？不明白？真是老土！前阵子与几个同事聊天，才知道自己才老土，三十不到的人已经明显落后于社会节拍了。我那小姑娘同事跟我说，她用松下手机输入汉字的速度可赶上她在电脑上的打字速度，这可把我吓坏了。要知道，她在电脑上的打字速度我是见识过的，没见手指怎么动，只见屏幕上的字一串一串地冒出来。看来，发短信没有我想象得那么费劲。难怪英国的中学生不爱电话爱短信。另一个同事告诉我，她有一个处于热恋中的朋友，每月单短信的费用就三百多。粗略地一算，每条短信一毛钱，三百多块钱就得发三千多条短信息，平均下来每天就得发一百多条短信。天那，真是有空，那他们还做不做其他的事情？

但是，短信的火爆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1993年，最早的短信出现了，当然是英文的。中文短信直到1995年才面世。但那时的手机短信功能和服务都不完善，1998年以后，短信服务日益成熟，于是，一场短信“大围剿”从此开始。走在大街上，呆在办公室里，到处都是短信的铃声响个不停。即使是在家里，也难逃短信的势力范围，因为你家的电视不断地叫嚷着：“发短信，赢大奖”。我一位年近六十的同事曾跟我说有一次他去超市，收到家人给他发的一条短信：“爸爸，家里没米了”，于是他买了袋米回家，避免了一次无米之炊。短信最大的好处是便宜，像“家里没米”这种小消息由短信代劳确实是最合适不过了。

如今的短信从小的地方说，已经成为个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许多人，逢年过节不再写信打电话，谈情说爱不用写情书煲电话粥，学生们在课堂上不再传纸条而代之以发短信……短信改变了许多人的交际方式；短信还被利用来参与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订阅每天的即时新闻或股票信息……短信也提供了另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

从大的方面说，短信俨然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最近看到一个统计，说中国人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共发送了900亿条短信，以我国手机用户2亿户计，那么就意味着每个手机用户平均一年发送450条，也意味着电信等行业从中获得了超过90亿元的收入。不仅移动电信从中获得大量的服务提供费，其他行业也蜂拥而上。PDA，固定电话，还有互联网，都已经成为了提供短信应用与服务的平台。可以发送照片、声音等多媒体信息的彩信业务也应运而生。真是人人都想分享“短信经济”的大蛋糕，并且还蓄谋着把蛋糕做大。

短信当然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经常收到的各种杂七杂八的短信也挺烦人的。有给你发送GRE单词的，有谎称你中了大奖想骗你钱的，有号称该公司有小至手机大到轿车的水货供应的，诸如此类。因此，垃圾短信过滤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据说，逻捷克短信防火墙产品已经问世，而爱立信、诺基亚也表示有类似的产品或生产计划。开个玩笑，也许过去几年是短信“围剿”我们，再过几年，我们犯愁的是如何去“围剿”短信。呵呵～～

全球互联网使用者已超过6亿，中国网民也将达到6000万之巨。有这样一个庞大的用户群体，网络早已不再是只是边缘化的技术，而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

我从1998年初开始上网，算来已经5年，但迄今也只以56K的猫拨号，没花钱去装ISDN或ADSL——听说那都是过渡技术，所以一心等着我家所在的小区今年开通宽带。我没去过网吧（北京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厅除外），因为听说那里搞不好要着火，有些部门也把那里和黄赌毒连在一处。我用网络，除了收发邮件和看新闻，大多是与工作相关的资料检索。我下载软件，很经常，因为我要确保我的电脑是世界上最好用的。我没有ICQ号码，没装过雅虎通或MS Messager，因为我的朋友和作者大多也没这些东西。我没玩过网络游戏，因为我玩电脑游戏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我下载过电影，只有一部——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时间是2000年年底，耗时一天两夜，从此怕了。我偶尔上过成人网站——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访问过黑客站点——找点儿保罗·西蒙的MP3或注册码什么的。但绝少去聊天室，既不想搞婚外恋，又怕说错了话惹祸，不像给报纸写文章，有三审制帮我把关。

像我这样的“网民”——我厌恶这个自轻自贱的词，就跟厌恶“群众”一样，但找不到代用的——对2003年的网络有些什么想法呢？

宽带该装了。对我来说，包月制宽带网的最大好处是便宜。即便每月150元，也不及我现在网络费用的三分之一。对其他同志来说，可以更快地下载电影、更流畅地玩网络游戏。我最近发现，网上提供影片下载的站点越来越多，尽管其片源十分可疑。但正如盗版影碟带动了过去的国产VCD和今日的国产DVD一样，相信越来越多的地下影片提供商会大大刺激网民对宽带的兴趣，从而带动整个产业进入高速成长期。

网络真的快成“第四媒体”了。“网上有人说”和“有人在网上说”甚为流行，越来越多的记者以此为新闻线索，前往受访者处求证。尽管多数遭到“不要听信那些谣言”或“不值一提”的回答，但网络言论的作用日益彰显。

垃圾邮件咋办。我有一个用了5年的Hotmail邮箱，因为无数的垃圾邮件，已不得不采取最极端的过滤措施——除了我地址簿里的十几个老友，其他人的来信一概拒收。据说目前所有在网上传递的电子邮件之中，有30％是垃圾信件。而一家名为Surf Control的电子邮件过滤公司最近则称，到今年7月，垃圾电邮的数量将会超过正常电邮。电子邮件还能用吗？

隐私权和知情权。总之，现在对上网者的限制越来越严，上不去的网站越来越多。听说现在有些地方进网吧跟坐飞机差不多了，要先出示身份证登记。也许这是出于好意，那就让我们往好的方面去积极理解吧。

最后要说，Google还是很有用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读大学时就在宿舍讨论过传统相机（胶片相机）早晚要被一种电子摄影装置取代。数码相机的思想并不神秘，我猜许多人都考虑过。那时世上还没有数码相机，连这名字也没有。主要是光电传感器、记录芯片、图像处理等部件没有开发出来，或没有降到足够低的价位。数码相机算得上一种高技术产品，它必然是一种综合创新，只有观念或者只有某一部分技术都不成。

胶片相机我用过几十年，品牌也不下数个，但从来不曾买过高档的，原因很简单，买不起。在美国买过一架尼康N70，算是能用的业余相机，镜头很锐，拍摄效果挺好的。

从2000年开始，第一次接触数码相机，起初是200乘300的，为随机赠品。现在扔掉也没人要了。就是这种极土的数码相机，也能拍摄出可供网站使用的色彩还原准确的图形文件。再后来用过奥林巴斯较高级的数码相机，有210万象素，感觉好极了，尤其是在暗光下。一般的室内开会，用它拍摄不用闪光。我曾在石花洞内实地拍摄过，无需闪光灯。到目前为止奥林巴斯是我遇上的最合手的数码相机，我现在个人买的富士PinePix S602在某些方面仍然不及它，特别是在暗光条件下。在室外，富士这一款表现也可以。

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几乎停止使用胶片相机了，理由是太费钱了，我手边的富士PinePix已经能够满足90％的应用。我估计再过5年世界上90％的照片将是数码相机拍摄的。据个人经验，数码相机的好处是：1）省钱，充足电就行，拍得不好删除就是了。2）环保，节省资源。3）快速，可以适应急需。4）色彩表现胜过一般的胶片相机，当然不及专业相机。5）适合于大批量拍摄，如作为一个植物爱好者，在不长的时间内，我用数码相机拍摄了数千张植物照片，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6）图片容易不失真地长期保存。目前的问题是：1）坏了难以修理，我们单位的奥林巴斯相机变焦杆出了毛病，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公司的服务部门，修理要价极高，而且一年后这种型号就不再生产了。2）快门速度不够，抓拍时常遇到问题。3）耗电也大。4）许多功能华而不实。5）洗印照片较贵。

但是从发展的眼光看，胶片相机难以有什么大进步，而数码相机日新月异。我现在能找到的缺点，几年内都可能解决。可以想象，将来胶片相机只能供发烧友玩了，胶卷产量骤降，价格上升。那时冲胶卷要比现在拿光盘洗照片更难。

数码摄像机（DV）对我不是时髦的玩具，而是一个即能干又体贴的伙伴。她既满足了我记录人生的渴望，又帮我省掉了刻苦钻研拍摄技术的种种麻烦。尽管各大生产厂商变着花样地展示旗下DV的过人之处，但我最看重的还是携带方便和使用简易这两个优点。说实话，除了知道可以摄影和摄像以外，我对自己手中的这台DV的其他的功能一概不知，更没有什么拍摄技巧可言。但是“高科技”的力量就是在于可以让普通人轻松成为“高手”。我不用研究什么景深、焦距、对比度等等的专业术语，有了DV，既使“业余”也没有关系。那扇小小的显示屏使我拍到的就是看到的，不必在拍摄的时候“睁一眼，闭一眼”了，边走边欣赏那才够逍遥，只要手指头够灵活，电池充足，就可以全程保存“过去时”。当然要想拍出“英雄”或者“黑客帝国”那样的片子，还不能指望DV。除了清晰度不够高，这种轻巧机器的防震动性能是完全没法和斯坦尼康相比的，不过晃来晃去的效果对拍摄纪实节目来说倒最能体现真实的感觉。

到现在为止，这台佳能ZR45我只使用过两次，而两次拍摄的短片都已经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第一次，我用DV记录了在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度过的一周。当马尔代夫清透的海水、明澈的天空、洁净的沙滩以及多资多彩的海洋生物和生机勃勃的海岛植物通过我的镜头展现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没有人不会感受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每一次观看这段影片，我仿佛又回到了迷人海岛，又见到了自由自在的动物朋友们，又和他们一起感受清风、聆听树语。DV不仅为我保留了对快乐假期的美好记忆，更演绎了一堂生动感人的环境教育课。第二次，我使用DV对北京一家条件恶劣的私人动物园进行了“曝光”。通过大众媒体——电视的呼吁，不仅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更让许多善良的人们了解到爱护动物也要讲科学懂法制。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这家非法的私人动物园终于被关闭了，那里的动物也将得到妥善的安置。我越来越爱DV了，我要拍更多的片子，让大家都来分享我看到的美丽事物，也同样关注那些需要关注却被忽视的事物。

就在几年前做学生时看《数字化生存》一书，还觉得书中谈及的数字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深刻变化只不过是作者尼葛洛庞帝未来学家式的预测和想象，心中尽管相信数字化生存方式的必将到来，但那是比较遥远的事情。工作没几年，猛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是半数字化了，口袋里的各种电子卡多了起来。出门乘车时用交通卡，购物时用信用卡，看病时用社会保障卡，家里的水电煤和电话账单也直接从银行划账了事。不仅我是这样，身边的人也大多如此，在上海的街头随便找一人，从身上肯定可以掏出几张卡来。要说起来，这肯定还属于数字化生存的初级阶段。

现在的电子卡品种之繁多，恐怕难以一一列举。就以我自己来说，单单银行的信用卡就有四张。这还算少的。记得有一次看电视上的一个访谈节目，当时招商银行行长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皮夹子，一数单信用卡就有十张。说实在的，口袋中带着一大堆卡自然比带着一大堆钱方便、安全，尤其是出差或旅游时，但是，要记住那么多的密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在上海市政府已经推出了社保“一卡通”、交通“一卡通”和银行卡“一卡通”等“一卡通”工程，这样就可以将各种名目繁多的卡集中在几张卡里，用起来自然方便得多，我将这称之为数字化生活的中级阶段。到如此地步，我已经很满意了，但是，一旦这些“一卡通”工程完成后，通往完全“一卡通”或“无卡通”的日子也不会远了，到那时，“数字化生存”就更近了一些。

说起2002年的上海，最出彩的事情莫过于获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和世界上第一条磁悬浮商业运营示范线的开通。前一件事让人们想像着8年后的上海，后一件事则使人们想像着80年后的世界。 上海磁悬浮示范线通车后，马上有人提出可以修建上海至杭州的磁悬浮线路，如此一来杭州的西湖就成了上海的后花园，而上海浦东的国际机场也成了杭州的国际机场。另一种美好的想象是如果上海和北京之间有了磁悬浮，那么上海人就可以早上出发，中午时分赶到北京吃烤鸭，下午开个会，看个展览，见见朋友，或者玩上一阵之后，当天就可以赶回上海。

其实，不仅上海人存在如此美好的想象和向往，在欧洲，类似的想法同样盛行。瑞士人正在洛桑开展一项1／10的模型试验，计划在地底150米深处相对真空的管道中建造磁悬浮网，像一个管道邮局系统将瑞士的各个主要城市连接起来。德国人则提出在中东欧地区建立一个地面磁悬浮网的计划，将柏林、里昂、布达佩斯、莫斯科等中东欧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德国版的磁悬浮未来故事之一是在柏林的市中心上火车，仅仅3个小时之后就在布达佩斯的市中心下了车，喝上一杯咖啡，采购少许东西，然后，晚上又回到了柏林。欧洲人还对有人提出的巴黎—上海磁悬浮线路充满期待。

科技界的无冕之王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磁悬浮技术方面奋起直追，除了几条拟建的磁悬浮线路外，最具想像力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提出的真空磁悬浮线路。这种磁悬浮线路将建造在地底下的真空管道里，设计速度可达每小时二万二千五百公里，几小时内就可以绕世界一圈。也许到那时，太平洋都成了谁家的养鱼塘，去美国留学的女士先生们也不再算计着买打折飞机票，而改乘磁悬浮了。

不仅如此，美国人已经在开发磁悬浮汽车和磁悬浮飞机了，甚至是利用磁悬浮发射航天器，日本人则早就在开发磁悬浮轮船，即使是先前很少谈及的中低速磁悬浮也被提议用来作为城市内的轨道交通系统。也许80年后，汽车不用坐了，火车不用坐了，轮船不用坐了，飞机不用坐了，出门就坐磁悬浮吧，既快速又安全还环保，火车、轮船和飞机也不用在春运期间争抢客源了，因为磁悬浮已经一统江湖了（当然，不排除有另外更好的交通技术出现，也不排除磁悬浮只是一个绚烂一时的高科技肥皂泡）！

近10年的时间，转基因技术改造过的食物，已经悄悄地端上我们的餐桌。中国自己生产的转基因食品虽然很少，但进口的恐怕不再是少数，比如我们现在吃的色拉油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而美国市场上，转基因食品有近万种，英国有7000多种，甚至像冰激凌这类产品中都含有转基因，现在是想不吃都不行了。转基因食品畅销世界的原因之一是它的便宜：美国的转基因大豆的价格仅相当于中国普通大豆的一半。

今天人类所掌握的转基因技术，已经可以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按人的意志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简单地来说，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可以产生新的物种。比如说，把西红柿的基因嫁接到土豆的基因上去，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植物，地面之上结西红柿，地面以下长土豆。有些玉米、大豆或棉花在被“嫁接”了某种基因（常常是细菌的基因）后具有了抗莠、抗虫害或抗寄生真菌的特性。

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始于1996年。当年全世界的种植面积仅为430万英亩。到2002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面积已达1.45亿英亩。目前，全球已有16个国家的600万农民以种植转基因作物为生。美国是世界上生产转基因食品最多的国家，60％以上的加工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90％以上的大豆和50％以上的玉米、小麦是转基因的。

现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很多，主要由于转基因食品的出现仅仅10年的时间，它的效果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有一种观点是，基因的转移有可能使有些疾病在不同物种间进行扩散。由于这些忧虑，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于转基因技术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

但是，拥护转基因食品的人指出，地球上有近五分之一的地区的人口处于粮食匮乏、营养不良之中。转基因农产品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免于饥馑。然而，像赞比亚这样处于饥荒中的非洲国家却表示，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转基因食品的援助。实际上，转基因食品已经不仅是科学问题，而且还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2002年12月26日，法国科学家、著名的克隆人组织Clonaid协会主席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宣布，他们已经成功地利用克隆技术产下了一位名叫“夏娃”的女婴。这条消息现在正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布瓦瑟利耶至今还不肯让人为“夏娃”做DNA测试，以证明“夏娃”确实是第一名利用克隆技术产生出来的人类。

但克隆人的问世只是时间早晚的事。自从1997年“多莉”诞生以来，科学家们已先后克隆出绵羊、牛、老鼠、山羊、猪、兔子和猫等7种动物，克隆人不过是科学发展顺理成章的下一步；美国目前就有370个培育试管婴儿的诊所，大多数类似诊所都具备制造克隆人的原始生物材料和设备；而克隆技术的巨大应用潜力吸引了众多生物技术企业投身其中，可用来克隆人的基础设施正在形成。

当然，克隆人类的行为在世界各国都遭到了同声谴责。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社会心理上，人们都无法接受这种“违背了自然本质，把神圣的人降格为物，从而使人成为技术操纵的对象”的产物。

但是，如果我们克隆的不是整体的人，而是人体某一器官，克隆技术就可能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目前科学家正尝试着利用干细胞技术克隆人的器官——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一个胚胎干细胞分化发育出来的，如果在干细胞发育的过程中诱导它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比如你需要肾，就让它往肾的方向发展，你需要肝，就让它长成肝——那不知就能救活多少人的性命，因为这样克隆出的人体器官，决不会与你产生排斥反应。这种“诱导”干细胞的技术，乃是今天世界干细胞技术的尖端。它可以真正救人的命，又不触犯人类的伦理道德。所以，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政府在禁止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的同时，都不禁止治疗性克隆。所以，将来可能会有这样一天，你的所有器官，都像是汽车配件一样，坏了就换上一个新的——这样会让你长命百岁吗？

对于那些靠试管婴儿技术也无法生育的夫妇，克隆技术可以使他们得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但是，目前克隆技术对人类更实际的意义其实不在于帮人类生孩子。科学家们说，克隆技术的第一个好处是能够更便宜更有效地生产那些带特殊基因的转基因动物，用于给人类治病。而且，克隆技术也可以帮助人们多快好省地繁殖对于那些特别优良的动物品种，比如看到哪头奶牛产量极高，就可以“克隆出成千上万头来”。

据说大众传媒是时代的小镜子和小哨兵，这话看来一点都没错儿。比如在我们已身处其中的这个生物技术世纪，DNA检测技术一下子成了电视剧编导们最喜爱的一件道具。从亲子鉴定到犯罪嫌疑人的认定，新鲜出炉的技术手段给老套得不能再老套的剧情增加了不少悬念，而确凿无疑的检测报告则给电视剧的主角们平添了不少底气。看着荧屏上那身着白大褂紧张忙碌的身影，心中自是忍不住念着科学技术的好儿：这DNA真是个好东东。

我相信生物学之外的非专业人士对于DNA的认识大多来自这样的传播渠道。不过，电视上的故事虽说来自生活但终归要高于生活，相比于电视上演绎的悬念故事，生活中的故事虽然少了点浪漫，但却因鲜活而显得更加精采。比如去年下半年发生的美国连环枪击案。为了找出凶手，将其绳之以法，警方真是费尽心力，差一点连铁鞋也跑穿了。与此同时，法院的科学家们也没闲着，有了现代高技术的武装，好几般武艺上下左右地开弓，效率自然比牵着狗狗东闻西嗅地高出了许多，而DNA检测就是这好几般武艺之一。由于这项检测只需借助一小片组织即可实现，因此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媒体曾援引美国洛杉矶庭辩实验室主管巴里·菲斯科的话说，“你甚至可以从帽带或者眼镜的鼻梁架上取到需要的完好DNA证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关此案的结果列位看官可自行上网查找，这里也就不再多言。事实上，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时，单个事件的结果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看完这条消息，一种安全感多半会从心底油然而生。都说科技改变生活，其实改变了的应该还包括这种生活的心情。

当然心情也并不总是往好的一边改变。在南京，一名10来岁的小男孩身患绝症，需要父亲伸出援助之手。关键时刻，当爹的却是犹豫再三：万一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不是不值得吗？于是，他硬拉着老婆、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事已至此，无论结果如何似乎都不再重要，为人的最基本准则已然被打破，而对婚姻与情感造成伤害的不是那一纸检测报告，而是不信任与强加于人。

其实DNA检测技术应用的领域十分广泛，并且会在未来的发展中找到更多更广的应用前景，而它所带来的问题也要复杂得多。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扯住科学技术的袖子不让它往前走（也扯不住），就好像没有人会因为饭里有砂子而从此拒绝吃饭，但假如真的从饭里吃出了砂子，那它至少提醒我们在下次淘米的时候要更小心一些。否则，真让饭里的砂子把满口的牙全都硌掉了，那么就算换上一口假牙，再好的饭恐怕也难吃出个味道了。

在伍迪·艾伦的电影《Sleeper》中，这位天才扮演的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小职员被速冻后在2173年醒来，偷看到了黛安·基顿和男友做爱。只见两人穿戴整齐钻进了屋角一个单门衣柜大小的圆柱形容器，大概是按了开关，“衣柜”一阵乱颤，伴随着那对淫乱男女的大呼小叫，两人随即又和衣走出，一副事毕后略显疲惫的样子。

这一场云雨狂欢只持续了十几秒钟，没有前戏，甚至没有接吻，比饭后漱漱口来得更加稀松平常，直看得化装成机器人的伍迪·艾伦目瞪口呆。后来他就此事向黛安·基顿求教，得到的答案是衣柜已成生活中的必需品，因为两百年后所有的女人都性冷淡，所有的男人都阳萎——只有“那些祖先是意大利人的除外”。

想必你会和我一样为这出科幻喜剧发笑，不那么可笑的是这一切成为现实的日子已并不遥远。一年前BBC已有报道说，伦敦一家名为BTexact的科技公司，正在开发一种通过电子邮件使女性达到性高潮的感应器，按照这家公司的说法，令伍迪·艾伦心驰神往的那种“性爱衣柜”也将在2010年面世。

按照去年出版的一本新书《未来的性》（罗宾·贝克著，吉林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的预测，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性和生育将会分离。结果会带来“更大的性自由，生育范围的选择范围将迅速扩大。后者将会成为美食城的菜单一样，应有尽有”。这就是行将建立起来的“生育餐馆”。照他的说法，生育餐馆将把塑造我们一生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选择权从上帝的手中彻彻底底地夺过来，交给科学家、医生和他们的顾客定制处理。未来世界或许将没有白痴，人人身强体健或貌美如花，而且聪明绝顶。

然而，如此完美的图景带给我的偏偏不是欣喜而是困惑，而这种困惑并不独因比今年更远的未来而生。无论性爱衣柜还是生育餐馆，对我们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心理底线，都是无法回避的考验。2003年的性到底会是何种面貌？其实，你只需多少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变化已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展现。2003年，我们会看到第一个“真正的”克隆人吗？是否有更好的技术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色情的侵害？安全套电视广告会放开吗？会有立法禁止成人用品商店和娱乐场所远离学校和居民区吗？或者，“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的事情还会重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