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可分为“正文”和“附录”。正文主要是姓名、头衔，附录则包括地址、电话等。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的名片比较简单，头衔低而少，底下也一目了然，有些仅地址而已。有电话的多在两个号码间加一横杠，以示总机与分机，号码后多注（办公室），尚未兴注（O）。若在号码后注明“传呼”，必系公用电话无疑，打通后要有些耐心才行，能睡的打个瞌睡都来得及。当年我住在城里大杂院，传呼大婶要绕两个弯走100多米来叫，我再绕两个弯走100多米去接，两人来回足有一里地。1984年我搬入北京语言学院后原以为打电话省事了，谁知反而更加费事。那位四川大叔在楼下高喊：“18楼1门的周思源！电话！”声音之宏足以惊动18楼、13楼及一路之隔19楼西部共约200户居民。声音小了不行哪，我住在6层呢。于是我“噔噔噔噔”自6层冲下，从18楼尽东头赶到100米外尽西头接电话，两人来回依旧有一里地。那年月人们都经历过高音喇叭的锻炼，抗噪音能力特别强，尚不知“扰民”之说。赶上国际长途，对方可就倒了霉，等的时间比通话还长呢。后来名片上多了邮编。慢慢电话就不止一个了，后面分别注明（办）或（O），（宅）或（H）。接着又有BP机号、传真号，电话都变成直通了，且纷纷由4、5、6向7、8位增改，前面还加上了省市甚至中国的区号（0086）。过去有点奢侈的打长途电话越来越成为家常便饭，打国际长途都成了小菜一碟。再后来又添了“大众丫环”伊妹儿，还有一长串手机号码。早期名片一律白色，后来越来越个性化。不但颜色多样，编排也花样翻新。有些名片还有种种徽记，尤以中国现代文学馆红方中的大逗号、国家图书馆的蓝色篆体“图”以及北大、复旦等老校的徽记高雅耐看。中央电视台各频道甚至同频道不同栏目的名片也不一样，以“实话实说”那绿、白、红、蓝四色构成的眼睛最令人难忘。这方寸名片也折射出咱们祖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哩！
有些名片的主人已然驾鹤西归，睹物思人，时有感慨。我认识马蹄疾是十几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夜，他握手并不有力却热情而谦和，竟记得我写殷夫的几篇小文。他名片左侧竖排姓名下面分两行由右至左印着“浙江绍兴”。我不禁说：“嚯，你这名片有特点！”他虽然久居北方，说话仍带着明显的绍兴味，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注上这四字再合适不过。当时我在民革兼了点职，台湾浙江人多，于是我再做名片时就在姓名下加上了“（浙江杭州）”。他去世后不少人撰文怀念。这些年来我多次在不同领域学人雅集上听人谈起这位著名学者所受的委屈，大家无不为之惋惜。
我是1997年夏秋之际在张家界举行的一个传记文学研讨会上结识韩石山的。虽然他1980年就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早已是一位著名小说家，而且在传记文学上颇有造诣，成为王蒙提倡却为数不多的学者型作家，但他名片上70％的地方只有“韩石山”三个不大的字，其余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夫妇作家李锐和蒋韵在接了我的名片后，李锐说：“对不起，我没有名片。”接着掏出一张名片大小的白纸来用钢笔唰唰唰唰写上二人大名和山西省作协、地址、电话、邮编。李锐的字粗犷、浑厚，有些黄土高原的味道。由于是本人手书真迹，在我的名片收藏中堪称善本了。
如今在现代文学研究上卓然一家的陈思和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回上海的卧铺车厢结识了他岳父母。他们听说我早年曾在复旦求学就说：“阿拉女婿也是复旦中文系毕业格，留了系里，伊叫陈思和。”陈思和我知道，是有影响的青年文艺批评家。陈思和进站台来接时听说我是老复旦，又听我说和谁谁谁谁都同班，就鞠躬道：“喔唷，侬老前辈了！”我接过名片一看，三个头衔中有个“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当时讲师尚未贬值。90年代后期可就不行了，现在不用说很难见到“讲师”名片，连“副教授”都往往说：“对不起，我没带名片。”也难怪，如今教授多如牛毛，上面还有“博导”等着，待遇从早先的部级、副部降为局级、副局，有的学校只给处级；副教授不如科长，怕“副教授”拿不出手哩。
也有一些名片让我不胜感慨：什么“国际传记文学研究中心特约顾问”或“中外名人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之类，让人骗走了一笔美元还不知道。有的名片“某某中心主任”后有个“（正处级）”。也难怪，“级”就意味着地位和待遇。没看见么？不少讣告还在逝者职务后注明“（享受厅局级待遇）”，我还见过一个注明“（享受四项厅局级待遇）”呢。还有的是“国务院某某单位什么什么长”，正局级，仔细一看，前面有个“原”！还有的是什么什么单位的什么什么长，后面有个“（原）”。唉，这“原”不“原”的差远了去啦！可仔细一想，这“原”的和我们这些没“原”过的，终究还是不一样哪。究竟怎么个不一样，厅局级待遇总共有几项，容在下慢慢考证。
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人攻读博士学位刚两年甚至一年，名片上竟赫然印着“博士”！其实他只是“博士生”。有人名片印着“某某大学博士后”！国外拿到博士学位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者可以到某些博士后工作站权且栖身，“做博士后研究”，不管进过几个博士后工作站，出来依旧是博士。所以国外无论什么权威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只有博士而从无“博士后”。而我多次听见“博导”们说，“某某在我们那里读博士后”！“某某是某某的博士后”！我原以为是有人弄错了，前不久报载“上海来京招聘500博士后”！北京某大报刊登几位学者的讨论，居首席者为某权威单位“法律研究所博士后”！尽管已有不少文章指出，国外根本就没有“博士后”的学位头衔，但“博士后”却已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看来“博士后”不但已被某些官方认定，还为法律界权威机构认可。这就难怪如今到处在建博士后工作站，大批生产“博士后”以“提高”档次。年轻学子也纷纷“读博士后”，因“后”与没“后”年薪差上万，住房差几十平米哩。照此下去，我估计不久将会收到“博士后导师”甚至“双博士后”或“博士后后”、“后博士后”之类的名片。当年凤毛麟角的“博士后”如今已“危”然成风。只是我不知道这些“博士后”将来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人家会不会称你“尊敬的某某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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