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友对红豆诗赛20万头奖得主刘征的质疑最集中的是他的参赛资格问题。一位姓金的读者称，“在本来公布的资料里，新闻发布会上，征稿启事中，刘征都是评委会主任，不应参赛。但后来获奖了，当时媒体上又没有及时澄清，这至少造成了一种混乱。”以致有读者认为，这是“主考官中状元”。
1月下旬，记者赴刘征家中采访，在座的有中华诗词学会晨崧。刘征回忆，“大概是2001年冬，红豆集团搞了个春联大奖赛，我是评委会主任。后来春联大赛的奖发完了，红豆集团老总找我们座谈，我们建议他们办一次诗赛，他们当时也没有表态。回来后，我就写了首诗，大概是2月份。这时他们找到杨金亭、丁国成，没找我，把评选委员会搞起来了，在报上发表，还开了新闻发布会。我是从报纸上得知自己被列为评委会主任，事前不知道，也就同意了。诗写出来后，我的本意是不参赛的。后来，有些家里人和朋友劝我参赛，觉得这么大的诗赛应该有压住阵脚的诗。我也觉得自己的诗不错，就决定参加诗赛了。”
在《中华诗词》主编杨金亭的家中，记者见到了刘征辞去红豆诗赛评委会主任的辞职信复印件，“金亭、伯农二同志，并转组委会：老夫聊发少年狂，已写诗参赛，凑个热闹。为着回避，辞去评委会主任职务。即颂夏安。刘征2002年6月6日”。
杨金亭说，“当时评委会的组成主要是我们杂志社研究提名的。刘征当时不在北京，但他在我们中威望很高，而且历届大赛多是评委会主任、副主任或至少是评委，所以我们推举他为评委会主任。刘征辞去评委会主任参赛的事发在《文艺报》上，但这个报纸发行量很有限，且他们的读者中旧体诗词爱好者比较少，诗赛作者看到的人较少，但我们的征稿启事覆盖范围广。这直接导致了知道刘征任评委会主任的人多，而知道他辞职的人少。
有诗友认为，即使刘征辞去了评委会主任，鉴于他曾任《中华诗词》主编、现为该杂志名誉主编的特殊身份，也不宜参赛。
除了参赛程序外，获头等奖的作品《红豆曲》是否符合征稿要求，也是针对刘征的争议焦点。一位吕姓读者认为，“要寻找当代王维，首先应在诗的形式上保持一致，即使不以五言绝句为限，也可以放宽到格律诗词的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以及各种长短令词等。这才能有可比性，而大赛评委们却偏重于数百甚至上千字的古风体，古风与格律诗是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的”。
诗评家杨金亭称，古风体是符合征稿要求之三的，“举凡近体诗、古体诗（古风）、词、曲、竹枝词等皆可参赛”。刘征自己也认为，“真正写起来，写古风体更自由。
征稿要求一中还标明：“作品内容贴近现实，反映社会风情和时代风貌”，各方面对此理解不一。抓住“当代王维”不放的批评者认为，“当代王维必须写当代人的情恋，而刘征先生讴歌的是距今1470多年的梁朝昭明太子萧统代父出家与尼姑慧如相恋的故事，这是切近现实吗？是我们的社会风情吗？是我们的时代风貌吗？显然不是，但却能获得大奖，真令人费解！”
初评负责人丁芒也成为批评者的“众矢之的”。一位署名繁星的读者寄来了《试析“红豆·相思节”诗词大赛的败因》长文，认为红豆诗赛有三大败因，一是未要求作者来稿必须写两份，一份具名，一份隐名。刘征的诗序明摆着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评委们心照不宣，这是中国诗坛最大的丑闻。
对此，杨金亭承认“征稿启事中提出参赛稿全过程都要匿名，初评未作匿名处理，这无论如何是评委会工作的一个失误。”初评负责人丁芒则反问记者：“过去历届诗赛初评都不匿名。如果初评匿名，10多万份怎么匿名处理？那样红豆集团要投入多少人力？”
丁芒称，“这次稿件来得很多，但红豆集团催得紧。我原来设想每个稿子至少经过2个人看，入围的4个人都看。因为时间关系，没有严格的让多人看，但绝对没有徇私。我们凭着老黄牛精神，当时连夜看，眼睛都看红了，4个人都很紧张。
丁芒、冯亦同、陆茨、袁裕陵四人组成的初评小组，人选公正性也遭到部分诗友怀疑。有读者称，“此四人均在南京，乃一小圈子中人，他们过从甚密，以丁为首，其余三人乃丁之门下生是也。他们的诗观、操行向为一致，以丁芒之见解是从，完全是一家之言，毫无不同观点、相互评论可言。况且，冯只擅长写新诗，对传统诗词是道地的门外汉，若非丁将其拉入，实在是难以跨入诗词门槛并充当赛事初评者的。人谓此次赛事初评为丁芒操纵一点也不过分。”
丁芒的回应是，“因为我住在南京，靠无锡近，红豆集团和组委会就委托我组织一些诗词家去无锡初评，他们怕在无锡当地找评委难平衡。”在丁芒看来，“旧体诗不仅是平仄问题，旧体新体都是诗，懂得诗的人评诗就可以”，所以请了这位“写新诗、搞诗词理论；虽不写但了解旧体诗”的“江苏有名的诗评家”做初评委。
另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称，丁芒只是红豆诗赛风波的替罪羊，总评委中有人相中的人没选上，怕落选的名家嫉恨，就把责任转嫁到丁芒身上；最后北京的总评相当复杂，丁芒还没到北京时就已经开始总评会了，会上认为只要两个总评委推荐就可以直接把初评中落选的稿子再选出来，丁芒到会时很有压力。
在质疑了头等奖得主和初评负责人后，批评者矛头直指红豆诗赛协办方《中华诗词》杂志社甚至中华诗词学会。读者翟文称，“红豆诗赛问题实在太多，《中华诗词》不凭道德与学问，而凭其手段，凭其一伙“兄弟们”，混迹文学界。”
读者南江对《中华诗词》杂志社在诗赛中的角色表示了彻底怀疑，“到无锡去产生写《红豆曲》萌动的，是《中华诗词》的人；接着就向红豆集团提出倡议，举办红豆赛的，是《中华诗词》杂志的人；参加评奖的，也是《中华诗词》的人。”有诗友认为，“诗词界是长期垄断的，红豆诗赛风波是当代中国诗坛内部矛盾的总爆发”。
作为诗赛出资方，红豆集团宣传科卓之敏科长对诗坛纷争难以理解，“我们出资方对诗歌本身并不了解，参考了很多大赛，原以为中华诗词学会是该领域最权威的，没想到结果是这样”。
企业赞助文化项目如何好心办好事，也是红豆诗赛风波引发的话题之一。《北京青年报》曾评论，“对古体诗词如此重奖很难不让人怀疑赞助者别有居心。当下，企业对自身的宣传和推广出现了一种我称之为‘弘扬落后文化’的潮流，企业的宣传部门经常把钱投向一个‘偏门’的文化领域，更经常是一些‘遗产类’项目，这既能获得国家的支持，也可得到大众的关注。”
有知情者称，红豆集团请吴小莉、蔡依林等演艺明星参加“红豆·相思节”直播活动，才是他们花钱的重头戏。文化市场的某观察人士认为，红豆如果真要赞助文化项目，就要对诗赛组织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估计，不能仅仅着眼于本身的商业宣传；还完全可以从巨额奖金中抽出一部分做好做实组织工作。《中华诗词》杂志社等合办单位，则应该提醒出资方有哪些注意事项，自身承担的工作也应保质保量完成。此类全国性诗赛的公证工作也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