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所刊的第一篇文章——《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一文近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该文的第一条注释，作者鲁品越教授是这样写的：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Diplomacy，New York，Summer，1993。这一注释与原英文有出入。
去年10月份，“学术批评网”发表署名林（豕豕）的一篇文章《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文章针对这条注释指出：“亨廷顿确实是在美国大名鼎鼎的《外交》双月刊（以前是季刊）1993年夏季号（第72卷第3期，第56－73页）上发表过轰动一时的‘文明的冲突’一文。然而，中文所说《外交》是约定俗成的译法，它的英文名称是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或对外事务等）。这样，中文的此‘外交’就不是英文的此‘外交’（Diplomacy），而是英文的彼‘对外事务’（Foreign Affairs）。……这样一本极其重要的刊物，如果是真的读过的话，应该是不会把名称写错的。”
文章中写道：……暂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加以猜测，鲁品越教授很可能是把中文的名称翻译回去的，并没有看过原期刊。当然，这位哲学教授没有犯题名错误，因为中文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就有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只是期刊英文的名称写错了。这种不可能也不应该写错的地方却偏偏写错了，让人不可思议。
此后两个月间，不断有人加入“学术批评网”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
鲁品越（南京大学哲学系）对《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一文作了如下答复：
2002年11月8日，我刚从外地开会回来，收到《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的来信，质询拙作《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一文的一条注释问题，因为该注释被“学术批评网”上的文章批评为“伪注”（转载于《中华读书报》12月18日第6版）。我对此十分震惊，觉得肯定有某种误会，因为该注释是我逐字逐句从网上拷贝的英文原文中翻译过来的，绝对不可能出错。然而，当晚反复寻找“证据”时，我发现我注释中的刊名的确弄错了——把英文刊物“Foreign Affairs”误作为“Diplomacy”。由于这段引文是我今年写作此文时，从几年前搜集网上的资料中引入的，至于刊名为什么会搞错，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根本原因是由于我的疏忽与懒惰，（因为下面有具体说明，此句没有必要）而没有去核对印刷品的原期刊，导致引文的刊名错误。于是，我当晚就向“学术批评网”的网主发出电子邮件，列出自己译文的原文材料，一方面承认自己的错误，对批评者表示感谢，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实在冤枉（逐字逐句翻译，因在一些环节上无意中出错而被扣上“伪注”的帽子，可以设想我当时的心情），就批评文中所说的“伪注”一词进行了言词激烈的反驳。从此之后，学术批评网围绕这一问题做了许多次讨论。经过近一个月的网上讨论，证明了下述事实是确凿无疑的： 第一，文中的引文的确是我从网上下载的原文逐字翻译过来的。即使最激烈批评我的人也没有对这一事实提出过任何反对证据。我的英文水平不高，但也翻译出版过几十万字的作品，还未差到如此地步，以至于需要为如此简单的英文ABC去“弄虚作假”。如果有人认为我抄了任何中文释文而作“伪注”的话，可以举出任何相关译文与我的引文相比较，结论一下子就出来了。 第二，我的确将英文刊名搞错了。这不论出其何因，都是极其严重的学风错误，难以宽恕，绝对不能轻描淡写。至于我到底为何会出现此类低级错误，现在已经很难精确地回忆起来了（肯定是我从中文网页中得知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然后想当然地《外交》杂志就是“Diplomacy”，甚至有可能在头脑不清之际误将认为“Foreign Affairs”错了改为“Diplomacy”。逻辑上只有这两种可能），但有一条教训希望大家要吸取。我有一个特别坏的习惯：平时依赖电子资料（特别是网上资料）做电子笔记，而我所接触的编辑出版单位几乎都不允许用网址注释，所以一旦网上印刷品出处不明时（或自己怀疑其有问题时），自己就会根据网上其他旁证资料来自作判断标出印刷品出处，而懒得跑图书馆寻找正式的印刷出版物来核对，以为这样会浪费时间。这种极不严谨的做法很容易出错。这是我的刻骨铭心的教训。
在得知自己的错误后，鲁品越曾立即向所带的博士生，以及他的教学对象——数百名南京大学理科博士生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为学上的错误，用投影仪展示学术批网上批评他的署名为“林豕豕”的那篇文章，请他们引以为戒，创造一丝不苟的良好学风。与此同时，用特快专递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承认错误，致以最深刻的道歉，并且提出有一条建议：刊物都要求作者提供所引注释的出处的复印件。在此要求下，作者偷懒不得。
通过网上的讨论，鲁品越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最后的态度得到曾经激烈批评他的人们的首肯，中国社会科学院田畔说，鲁教授为学界同仁作出了榜样！
就在此事讨论已经得到较一致的认识时，2002年12月18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属名林豕豕的文章《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又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回到初始阶段的状态。
鲁品越说：“我本来应当严格要求自己，感谢别人的批评，不必计较其中不实的部分。但是在我表明上述诚恳态度之后，那位化名的批评者仍然旧调重弹，我不得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其不实之词。”第一，该批评者说，“当然，这位哲学教授没有犯题名错误，因为中文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就有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只是期刊英文的名称写错了。”其意思明显是指责我根本没有看过原文，连题名都是从中文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来的，这种批评实在太荒唐。因为铁的事实证明，我的引文的的确确是从英文原文中翻译过来的。第二，批评者说“现在学术论文中的伪注现象相当严重，不少学者在论著中‘作注’喜欢外文，否则似乎不够档次，不能表现出其学贯中西的气象。但是，引用外文书刊的条件是自己必须亲自读过或者至少是认真核对过。”这种批评意思是说我只看了中文而冒充外文，目的是“表现出学贯中西的气象”。这显然也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引用的材料的确是自己“亲自读过”并核对过网上的英文原文，怎么可能注释用中文？引用如此简单而普通的外文资料，怎么是为了“表现出其学贯中西的气象”？
这篇文章，使鲁品越感到极大的压力。他认为一个学者一旦与“伪”字沾边，无异于宣判了其学术研究和学风的重刑。事实上，鲁品越的确为此事做出严格的自我批评。南大哲学系的一位老师说，：“根据我的了解，鲁品越做学问很严谨。我同意他的说法，即所引用的外文资料是经过他本人的翻译。我劝《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的作者不要有太多猜疑。”这位老师说，事情发生后，鲁品越在全系的会议上主动谈起这件事，并不像一般的人有了错还文过饰非。鲁品越的学生说：“鲁老师在课上非常诚恳地公开自己的失误，让我们以此为戒。”
调查期间，记者收到鲁品越的一份电子邮件，信中说：“我今天在我的磁盘中十分偶然地找到了我对亨廷顿那篇文章的未完成的译文的草稿，我的引文是从这篇译文草稿中摘录的。电脑显示：该文的最后一次修改时间为2002年1月8日15点56分。这证明此注释的确是我根据英文花了很多功夫才引用的。”鲁品越还说，他发动他的几位博士生在网上查找所有与此段引文有关的文献，发现与他的译文都相差甚远。
经调查，《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是于10月底送到本报编辑手中，直到12月18日才发表。孰知时过境迁，文章的发表对当事人造成了新的伤害。所以，从这件事引起注意不应只是学术界的学风建设问题，也是新闻界应当引以为戒的编辑作风问题。一篇批评稿件来到编辑部后，编辑有必要进行审核，慎重对待，因为，如何处理不只牵扯到一篇稿件的命运，还有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学术命运。
我们发表记者关于“〈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一文发表始末的调查”，是为了身体力行地参加到学风建设中来。去年12月27日，本报编辑部接到鲁品越教授的电话，他在询问此文发表的有关情况的同时，对有关“伪注”的网上讨论及自己的有关情况做了陈述。记者随后的调查证实了鲁品越教授陈述是实事求是的，并在调查中得知了在本报发表此文前，鲁品越教授作为一位学者，在讨论发生后对待批评和学风建设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从中，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在学风建设中，我们不仅需要批评的勇气，更需要严谨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是进行学风建设，被批评者认真地自我反省也是进行学风建设；对不良学风的鞭挞是学风建设，坚持实事求是的反批评同样是学风建设所不可缺少的。同时，媒体在学风建设中坚持实事求是、严谨的作风，亦至关重要。我们在刊发此文时，未做认真的核实与相关情况的进一步调查，以使批评准确、实事求是，为此，我们向鲁品越教授致歉，并认真记取教训。
《博览群书》今年第一期发表了由林豕豕的文章引起的这场争论中所有重要的文章，该杂志主编常大麟说，对于是否编发这组稿件，编辑部内部曾经有过不同意见，最后决定全部刊载。文章发表后，一些读者也对这组文章以及一份书评类杂志是否应该以这种方式介入这场讨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博览群书》编辑部认为，推动健康学风建设反对学术腐败，媒体应该考虑得更加周全，除了坚持客观与公正的立场外，自身也要十分警惕，防止批评权力的滥用，尤其是应该注意区分和避免将学术研究中的失误与现在学术界非常之严重的抄袭、剽窃与自我炒作等刻意造伪、欺世盗名的恶劣现象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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