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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如果能了解经济活动的基本脉络，积极的可以追求自己的福祉，消极的可以寻求自保。万一在经济起伏里，自己无缘无故地遭池鱼之殃，也比较容易坦然自处，沉着以对。 对著名经济学家熊秉元而言，浸淫经济学已经二三十年，他能深切地体会到经济学不仅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隐含一种十分独特，也十分精致的思维方式。由熊秉元著的《我是体育老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一书以散文说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传递了经济学的理念，阐明了经济学丰富的内涵和有趣的思维方式。下文即摘自该书。
如果我们环顾四周，马上可以发现：有的国家非常富裕强盛，有的国家却萧条落败；有的国家已经进入科技社会，有的国家却仍然停留在游牧农畜的状态里。可是，为什么？既然有这么多先进社会为榜样，为什么落后地区不能在短期内迎头赶上、共享繁荣？
下面的故事，就具体而微地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三四年前有一次到邮局寄信，我把牛皮纸袋交给柜台的小姐，请她称一称有没有超重，我好贴邮票。小姐把纸袋往柜台上的磅秤一放，指针晃动两下，刚好停在基本邮资的重量上。可是，小姐竟然说：超重，要多贴×块钱的邮票。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邮件明明没有超重。我问：不是刚好没有超重吗？柜台小姐头也没抬地讲了一句让我毕生难忘的话，她说：现在没超重，等你贴上邮票，就超重了！ 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连续受到两次震撼，我几乎有点张口结舌、手足无措。还好，那时候我已经当过兵，经过一些历练，稍有韧性。我半句话不说，向旁边窗口的小姐借了一把剪刀，把牛皮纸袋剪掉大大的一角，贴上基本邮资，没有做鬼脸地把邮件交给原来的小姐，然后掉头扬长而去。 后来每次午睡梦想起这事，总免不了在愠怒之余有一丝感伤：为什么邮局的那位小姐会那么苛刻；为什么我又必须要靠一点伶牙俐嘴的“小聪明”来以眼还眼、以暴制暴？ 早期的制度学派经济学者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区域一直在贫穷落后里打转：既然已然有先进国家为榜样，而且资本技术也不是遥不可及；可是，为什么这些落后地区却好像在时空的轨迹上静止不动，和别人的差距也就愈来愈远？经过深入地探讨和思索，这些学者慢慢体会出一点令人惊讶和难过的心得：落后地区的所以落后是有以致之，而且还很可能会继续落后下去。 在中东地区的某些市集里，有各式各样的摊贩。卖的东西从牛马骆驼、衣服器皿到米麦粮食，应有尽有。市集里人声喧哗，往来杂沓，热闹得很。但是，这些市集里的买卖交易有几个共同的特性：卖东西的人规模多半很小；买卖双方多半是萍水相逢，彼此都是陌生人；做成一桩买卖之前，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在讨价还价上。 因为生产交易的有很多是自制的农产品或手工艺品，所以产量不大，而且品质参差不齐。因为彼此是萍水相逢，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碰面，所以重要的是在“这次交易”上得到好处、占到便宜。既然没有两个东西是一样的，每个东西的“特色”当然也就可以夸大其辞。所以，卖东西的人会鼓起如簧之舌，把他卖的东西吹嘘得天花乱坠、绝无仅有；买东西的人当然也会不假辞色地挑三拣四、嫌东嫌西。买卖双方花很长的时间计较得失，各种欺、瞒、诈、骗的伎俩当然也就发展（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些特性一旦形成，就产生恶性循环。因为要花很多时间在讨价还价上，所以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在言辞上胜过对方，产品本身的良窳倒变成次要，卖东西的人也就没有意愿去花心思改良他的产品。因为只是一面之缘，所以也不会试着建立起口碑信用；没有口碑信用，自然也就不需要以品质取胜。不能以品质取胜，也就没有动机去提升品质。所以，几十年或几百年来所买卖的东西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恶性循环指的不只是交易的货品，更重要的是对人性的摧残。忠厚老实不但不会受到奖赏鼓励，还会被当成冤大头，甚至落得无容身之处。所以，大家都变成虚浮狡诈，不信任别人，也不让别人信任。事实上，最后大家的气味习性相近，都是一丘之貉，也没有什么好坏是非可言。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者把这种令人感叹的情况称为“低度均衡”，用来和西方先进社会日新月异、产生良性循环的“高度均衡”做对比。至于怎么样能（试着）由低度均衡过渡到高度均衡，就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 过去在美国求学时，常觉得同班的美国同学比不上我们台湾地区或韩国的同学。后来有机会教他们的大学生，虽然这些学生已是顶尖常春藤盟校的精英，我还是觉得他们笨得不可开交。然而，经过“贴邮票”的事情之后，我有一点新的体会：美国人也许真的很笨，中国人也许真的很聪明，但是，当社会里大部分的人都“很聪明”的时候，也许情况反而比不上大部分的人都“不很聪明”的社会……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人的聪明才智可以运用到很多方面，有时候，这些聪明才智等于是在“做虚功”——浪费在一些既没有功劳、也没有苦劳的用途上。
可是，在哪种环境下，才会有经济成长呢？曾经有一段时间，经济学者把注目的焦点集中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科技水准、基本设施等等因素上。可是，强调其中任何一项因素，其实都隐含值得（或必须）采取诸多配合的公共政策。譬如，如果人力资本不足，就要增加对教育的支出，改善医疗设施以增强体质，协助高级人才就业和在职训练；如果基本设施不足，当然要花钱修马路铺电线与水力。可是，经济学者渐渐发现，长远来看，自然资源等因素并不是关键所在。而且，很多东欧国家在科技方面并不落后，可是在共产主义解体之后，经济活动却并没有很快地步上正常的轨道。可见，对一个社会而言，要维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并且逐渐累积财富、迈向富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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