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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南下的女作家茹志鹃 |
平常看书，主要还是“读”、“念”——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珠海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这本《百年中国女性形象》（珍藏版），以鸦片战争和20世纪末为起讫，依次梳理了中国女性在八个主要历史时期的形象变化，因为重点在于研究“形象”，而且重点是研究“外部形象”，即服装、发式、装饰品、身体姿态和面部神态之类，所以所用的“话语”主要并非文字，而是大量的图片（主要是照片），可以说实实在在是一本可“看”之书。
第一编“妓女和女侠”，介绍的是清末民初的妇女形象，涉及当时大多数社会阶层各种身份与命运的妇女，之所以特别标出“妓女和女侠”，是因为这两类女性最有相对的行动自由或者“出头露面”的必要性，因此在服饰上常常最能开风气之先，成为闺房主流女界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对象。在西方研究时尚的理论界，有所谓“仿效说”与“滴入说”，认为时尚大多发源于社会结构的顶端，后来由于中下层阶级在社会野心与艳羡心理的驱使下大肆仿效，这才自上而下地“滴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本书一开头就以中国的事实打破了西方学者的理论假设，同时也可以看出编者们的用心：她们不仅要尽量多地收集各个时代的服饰时尚，还想进一步探讨服饰时尚的变化与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格式样本身的社会文化动力，以及女性主体的选择、想象与创造的因素共同所起的作用。
第二编“风华绝代——‘五四’女学生”，顾名思义，专门介绍20年代女性时尚，在这里，我们也许第一次如此集中地“读”到了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初期的流行文化透过新女性的身体形象讲述出来的另一套直观的风俗史话语，但与此同时，当然也可以拿这一套话语来和习惯接受的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叙述进行一番有趣的对照。
第三编“形形色色的摩登女性”，是三四十年代以上海地区为主的现代时髦女性的形象呈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目前的热门话题，然而纯粹从服饰时尚的角度切入，恕我浅陋，似乎本书的裒辑还不算太寒碜；第四编“最后的闺秀和红都丽人”，摄取的是40年代战争文化的两类代言人形象，一是以自身的形体服饰演绎抗战主题的主流女性形象（以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和“丁玲女士”为代表），一是在山河破碎之际依然沿袭乃至发扬前一时期摩登精神而不肯“其怜时世俭梳妆”的所谓“最后的闺秀”（以“孤岛”时期因小说红透上海而又深知“更衣”之妙的张爱玲为代表）；第五编“新中国‘十七年’的女性形象”、第六编“不爱红妆爱武装”，我觉得可以和山东画报社前些年出版的专门总结上世纪70年代中国风俗时尚的一本画册《激情时尚》对照着看。若要研究中国女性的服饰与整体形象如何在一夜之间变得刻板而统一，“时代精神”与“社会风气”对时尚的制约以及女性自身积极的意识形态化的追求如何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合力，那么，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漫长的30年，实在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例证。第七编“找回失落的女性”、第八编“‘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形象”讲的则是近20年女性形象的变迁，材料更多，信息更密集，多多少少从这20多年走过来因而本身就是这20年的历史见证者的我们，自然可以更加有资格对编者的选择和安排做出自己的判断，并且在这种判断中形成一种阅读经验，或者说“看”的技巧，回溯上去，重新审视前面各编。
编者在每一编（其实就是每一组图片）前面都有一段撮述性文字，每一幅图片下面也有简单的说明，但既然以看图看照片为主，除非色盲，或坚守“非礼勿视”的后现代假道学，相信都不会仅仅盯着文字，而不去看一看过去100年里中国的“美女”究竟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不能过分相信图片本身说话的能力，图片是编者选择、安排的，不能不打上编者意图的烙印，此其一；在图片摄制过程中，摄制者不免要注入一些主观的设想要求之类，此其二；至于被描写人方面，也不会简单地以她们日常生活中的衣着呈现于镜头之前，她们总要经过一定的刻意的梳洗打扮，这样出来的图片，多半是摄制者和被描写人共同合作的结果，此其三。有这样类似柏拉图所谓“影子的影子”的双重乃至多重改造，还能把图片看成是过去的时尚风格绝对“忠实”的记录吗？基于这种考虑，编者的文字说明就又不能因为满眼秀色而完全弃置不顾了。看《百年中国女性形象》，既是通过读图想象逝去的时代，也是通过读图而与被各个时代的时尚话语所讲述的女性们进行对话，最后，大概也不免要和各个时代的时尚话语的讲述者亦即美女制造者们（包括我们的几位女性编者们）进行对话。
如果这本书只是截取某个历史年代做专题的收罗、研究，或者编者们的工作只限于40年代以前，那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种相对封闭的历史整理。现在，编者们既然敢于顺流而下，一直做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以一个开放的结构欢迎知情者乃至弄潮儿们以自己的经验来印证，来批评，那么，关心这个话题的读者诸君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本书最后的完成实在有待于读者的积极参与，所以我说，《百年中国女性形象》不仅是可“看”之书，还是罗兰·巴特所谓读者真正应该也能够介入其中的可“写”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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