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尼根的构想里，加拿大文学被夹在了两个“殖民化”的当中：一个是英国，另一个是美国（通过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文学的发端是寄回给祖国的报告，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中叶，因为直至那时大部分的书在国外出版。一般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更加自信的作品，这些作家为了出名必须逃亡欧洲（梅维斯·加兰特、莫笛凯·里克勒、诺曼·莱文），但赫尼根相信在1965－1975的10年里出现了最好、最富雄心的作品，脱颖而出的作家有玛格丽特·劳伦斯、艾丽斯·芒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里克勒（他回到了蒙特利尔）……
赫尼根知道加拿大处于“全球文化和全球权力中心的边缘，然而历史却赋予了她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帝国的文学语言，这听起来像个笑话……语言和经历并不符合。”结果是造成了澳大利亚人所称的“文化畏缩”，即缺乏自信心，这致命地打击了作家们反映加拿大现实的信心。而这就是《当文字否定了这个世界》一书的要旨，这本书被列入总督奖的最后候选名单。赫尼根认为世界性的反响和质量只能通过对地区背景的鲜活、创造性的关注来获得。他论证说，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文学才开始达到这种境界。
越战一结束，加拿大重又向美国靠拢，但美国给加拿大提供的老一套令人乏味，而且加拿大坚决抵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自身文化冲击的行为被看作是惹是生非（帕特·布坎南最近造了一个词语“苏维埃加拿克斯坦”）。若加拿大要打入美国的图书市场，这种反应应该避免，因此加拿大作家开始剔除其作品中被认为太加拿大化的因素。国际性的成功终于来了，并且在本土生根（如2002年度的布克奖），但加拿大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另一个缺点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加拿大变得过分追求政治上的正确性，尤其害怕“声音的挪用”。赫尼根的一本小说被加拿大出版社拒绝，仅仅是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厄瓜多尔人，黑皮肤，女性”，而赫尼根与此一点不沾边；这家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说：“我宁愿出版一本由一个真正厄瓜多尔妇女写的三流小说。”这种审查尤其被用在那些关于加拿大早期的民族故事里头。另一个出版社给儿童文学作家制订了以下指导思想：“我们不会……考虑一个由非土著人讲述的本土故事。但是我们将关注经过仔细研究的源于中国、日本、埃及、不列颠以及北欧的故事，不会太在意他们的祖先是何许人！”赫尼根攻击这种毫无道理的文学立场：一方面屈从于英美，另一方面由于殖民的罪恶而陷于瘫痪。加拿大的这种漠然和胆怯可以说是自找的。
关于“声音挪用”的白痴做法正在消失，但市场的压力仍在，因此赫尼根继续保留对多伦多的特别批评，这个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成了基本上无庸置疑的市场中心。加拿大的其它地区，政府对出版社和文学杂志的补贴正在减少，这使多伦多这个更善于从事大规模商业出版的城市兴旺发达起来。“大规模出版”越来越意味着竞争的立体只能是像贝塔斯曼这样的外国联合大公司的子公司，而小型出版社就很难参与竞争；那些习惯于支持本土创作的小书店被大型图书连锁店的突然扩张打败；大多数的全国性媒体总部设在多伦多，报道也以此为中心。这一切都是事实，不错，多伦多的文学界可能是目光短浅而且内敛，但是这种辩论比不上赫尼根对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文学的分析。他仔细分析了两本国际畅销书，即米歇尔·奥达切（Michael Ondaatje）的《英国病人》（English Patient）和安娜·米歇尔斯（Anne Michaels）的《四处散落的碎片》（Fugitive Pieces），揭示了无根的、自觉的美和隐喻要胜过特殊的历史的真实；在赫尼根看来，两本书均以“二战”为主题，这个情况使得它们在道德上不那么确定，这也能说明问题。他也作出了一些反潮流的判断：《四处散落的碎片》是诗意手淫；邦尼·伯纳德的《一间好房子》（A Good House，吉勒奖获奖作品）是一个“一塌糊涂的、令人作呕的谎言”；还有“读者给予《别名格蕾思》的最好的评价是人们可以轻松地读完前面的300页，想不到这是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书。”
赫尼根的方法也有问题。他总体上太负面了。是的，有两种统治权，但也存在着挣脱它们的自由。加拿大人相信他们正加入到一种新文化之中，而不是拼命地逃脱一批先存的经典。而且，赫尼根并没有仔细分析那些被他攻击的作品，比如伯纳德和卡罗尔·希尔兹的反映中产阶级中年妇女家庭观的作品；希尔兹亲美国的作品；奥达切、米歇尔斯、罗辛顿·米斯瑞（Rohinton Mistry）和巴巴拉·高笛（Barbara Gowdy）的以异国为背景的作品。它们所反映的加拿大现实与大卫·亚当斯·里查德和韦恩·约翰斯顿的作品相仿佛。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把希尔兹的《石头日记》（The Stone Diaries）批评为“自由贸易虚构作品里的旗舰小说”，其中“加拿大人很温顺地被大陆规范同化”有失公允。希尔兹在美国长大，因此美国对他有亲和力也是势在必然。再说，抵抗或吸收美国文化并不是加拿大的特权。对米斯瑞，赫尼根倒是作出了解释：一个在孟买一直生活到22岁的作家写孟买是很自然的事。但数页过后，他又坚持认为“把外国背景和‘老练’相等同仅仅是永远抢先一步文学创新的加拿大史诗的最近篇章……在20世纪90年代，移民文学的潮流天衣无缝地融进了追求外国背景的潮流，而在加拿大散文的表面未留下丝毫创新的涟漪。”这是一个相当鄙视、轻蔑的判断，暴露了本书论辩的弱点，即以陈述的准确性以及他所坚持又是他最擅长的对细节的观察作为代价，最后走向唯理论倾向的弱点。 （译自《泰晤士报文学副刊》2003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