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很简单，含意却很深刻。说明无论做什么，都必须讲诚信。诚信则能取得人心，事业顺利发达；不讲诚信，即便足智多谋，人多势众，财大气粗，也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这篇杂文受到钟敬文先生的高度评价。1993年1月8日，“纪念聂绀弩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在当时的现代文学馆万寿寺举行。钟敬文先生因病住院不能到会，特地写了段致辞，请启功先生手书派专人送达会场。舒乙馆长当场宣读，说这可真是件文物了，由现代文学馆珍藏。致辞的全文我记不住了，但是有一句却铭记在心：“有一篇《韩康的药店》即可传世”。
把一篇杂文摆在这样高的地位，是否过分呢？一点儿都不过分，而是恰如其分。其实，聂绀弩和钟敬文这两位年高德劭的先生，都是当代的韩康，他们一生经营的道德和事业就像“韩康的药店”，几经磨难，却始终兴旺；屡遭诋毁，却愈加高洁，在后人心中树起一座丰碑，永远传世，个中原因就在于他们毕生最讲“诚信”。聂绀弩在《韩康的药店》中以老辣的笔法形象地揭示了这一做人做事的真谛，怎能够不以一篇传世呢？
我有幸成为钟先生学生时，正逢他背运之际。先生和陈秋帆夫妇二人都背着“右派”的黑锅，入学教育中政治辅导员就向学生一一指出了各个“右派”教授的政治身份，让学生划清界限，不要向“右派”请教。然而，我们看到他们忠厚慈祥的面容，却怎么也恨不起来。原以为“右派”一定是凶神恶煞般的，哪想到竟是这样和蔼可亲的老者？不久，“文革”浩劫从天而降，钟先生夫妇在劫难逃。红卫兵抄家时，原以为钟家两人都是教授，一定很富，但是发现存折上仅有500元，断言是将钱藏匿起来了。于是四处搜寻，毫无所获，就说是生活铺张，花光了。然而，大家看得见，二老过得很清朴，哪里有一点浪费？后来，我们班上一位同学母亲去世，无钱回家，悲痛至极。其他同学也都很穷，没有办法。正焦急无措之时，钟先生让陈秋帆老师送来了50元钱，这50元在那时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令众同学感动不已。而这样的义举，二老是经常悄悄做的。由此，大家也就明白钟家何以只有500元储蓄了。因而即使在“四害”最为横行的时候，群众对二老也很尊敬，没有把他们当成“右派”。1970年，学校组织师生到东方红炼油厂即现在的燕山石化区劳动，古稀之年的钟先生也主动去了。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看来颇为吃力，却始终默默地忍耐着，不吭一声。此时，同学们对他的敬意更是油然而生，纷纷帮他做些琐事。一位老师悄悄告诉我说，钟先生年轻时的散文写得美极了，尤其是《西湖的雪景》。而我当时竟然如此无知，从来没有读过。后来找来一读即被此美文惊倒，才深悔自己孤陋寡闻，失去了向钟先生当面就教的机会。愈益明白钟先生的人品文品学品，就如西湖的雪景那般壮旷与纯洁，他的诚信既是潇洒出尘的旷达其意，神闲气定，又是深于体验人生真谛、领略此中奥味的大智者的表现。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文革”一结束，钟先生夫妇倍加受到尊重，人气兴旺，钟先生所开辟的民俗学事业日益发达，他本人也安享百岁，美名永传后世，而曾经打击、诋毁他们的人早不知哪里去了。这不是一出当代生活中的“韩康的药店”吗？
重读《韩康的药店》，回味钟敬文先生诚信的一生，就更加明白他何以对这篇杂文评价如此之高，更加体悟到其中真谛了。也促使我们在面临造假之风时，头脑倍加清醒，无论其风多么猖獗，造假者怎么得逞，都坚信：西门大官人的假恶丑可能横行一时，但是到头来真正恒久的还是韩康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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