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计划，越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战运动席卷全球，这个动荡之中的世界再次被推到了一个分水岭上。当有人大声呼吁“知识分子们联合起来”的时候，也提醒着我们，那里一定在发生着某种无法回避的分裂。
《金融时报》发表的这篇文章，由约翰·罗伊德（John Lloyd）撰写，首先回顾了前年德国著名演员和剧作家弗朗茨·克罗茨（Franz Xaver Kroetz）对《明星》（Stern）周刊发表的一篇谈话，时为“9·11”事件发生两个月后，美军正在准备攻打阿富汗。克罗茨说，美国“将全体人民（Volk）当作为其私欲服务的人质，这是反人类的罪行……这样一种罪行只会加剧阿富汗人民的痛苦……我要感谢上帝我不是美国人。”另一位作家达涅拉·达恩（Daniela Dahn）也在当时的柏林呼吁人们不要让美国人引领西方的价值观。
如果说这些反美的言辞在当时看来还有些不合时宜的话，现在却已成为欧洲知识界的主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君特·格拉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意大利政治学者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葡萄牙小说家、诺贝尔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以及英国剧作家大卫·海尔（David Hare）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无一例外地将美国视作比萨达姆更大的危险，并公开呼吁抵抗。
格拉斯曾说，美国政府正在把这个世界，按他们的构思，划分成好的一半和坏的一半。如今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其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顾他人。他们想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从而控制一切。现在，在对恐怖袭击发表了这么多义正辞严的谴责之后，美国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想想，世界上为什么有人要对他们作这种事。
美国的欧洲思想史学者马克·利雷（Mark Lilla）却认为，格拉斯等人的言行已趋向极端主义，并认为欧洲知识界近现代的英雄无一不是极端主义者，尽管一些思潮已经失去了主流地位，但欧洲知识界极端主义的传统仍然在发挥作用，吸引着新一代的信徒，滋生着新的运动，在欧洲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浪潮便是一个例子。
利雷在其所著《不计后果的思想》（The Reckless Mind）一书中写道：“当欧洲大陆的人们思考文化差异的时候，他们想的是自身历史上许多令人困扰的深层问题：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大屠杀。使他们难于把握这些历史事件的原因，是因为欧洲没有温和的知识分子传统来引导他们……”
罗伊德在文章中问道：为什么欧洲持中、右立场的知识分子保持缄默呢？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已被视为，或自认为与左派无异。在此种环境中持相反意见的知识分子已实属“稀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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