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宫也和整座城市一样，被雪花染成了一个洁白的童话世界。偶尔能看见几个不畏严寒的老人正在晨练，整个园子里显得那么空旷、寂静。我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慢慢地走着，脚下发出吱吱的响声。我已经看见三殿了，这曾是我心中诗歌的圣殿呀！登上台阶，我想隔着窗户往里看看。殿里的陈设肯定变过了无数次，毕竟快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我那微弱的视力没法伸延我的愿望，里面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在三殿前呆呆地站立着，任雪花温柔地抚摸我。思绪早就回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初。记得那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由原《十月》杂志社编辑、诗人金蝉先生的介绍，我怀着一种用语言表达不清的激动，走进了三殿，走进了北京工人诗歌创作组的行列。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艾青先生，见到了北岛、舒婷、江河、杨炼等当年耀眼的诗坛新星以及后来客死异国他乡的顾城夫妇，见到了那么多既有名气又不失热情的报刊编辑。大家伙儿不分名气，不论地位，围坐在一起读诗、改诗、评诗、论诗，那个认真劲儿就甭提了。即使争得面红耳赤，心里也感觉到痛快、兴奋。那些诗坛泰斗来文化宫讲课，没有一分钱的报酬，自然也免去了我们这群小字辈自掏腰包。当时是每星期三晚上参加活动，每次活动结束，大家都久久不肯散去，是诗歌把大家的心紧紧地联系到一起了。
……
“星期六没人，星期一再来吧！”我的思绪被一位扫地的老人的声音所打断，他误认为我是来找人的。我抬腕看了看表，活动的时间快到了，我匆匆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与结识不到一年的文友们汇合参加定期的活动。
当我从一个文友口中得知，有一群年龄不同，工作单位各异，既有京城白领，又有外地打工妹的文学爱好者，自发地组织到一起，每个月都到文化宫活动时，着实吃惊不小。是呀，这毕竟不是20年前连征婚启事都不忘写上一句“喜爱文学”的年代了。这年头，究竟有多少人能想起文学呢？即使是娱乐，人们也会走进卡拉OK厅，拿着话筒把激情喊出来。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走进了这个群体中，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原来他们是第5期文学研修班的学员，文学讲座结束后，他们不愿散去，便自发地走到一起，继续圆他们的文学梦。多亏了文化宫写字楼一个内部食堂的老板，把餐厅的一角让他们无偿使用，才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文友们陆陆续续地来了。马德芳从怀柔赶来，带着一身的疲惫与兴奋。王庆铎放着能挣钱的活偏偏不干，坐到大家面前时，裤角上还沾着燕山山脉的征尘。和他们比起来，石景山的谢雷，通县次渠的李万峰就算近的了。
活动开始了。黄本凤开始朗读她的诗作，那河南味的普通话还略显夹生。这位30多岁的农村妇女，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她在近郊的一家打工子弟学校当老师，只有200多元的工资还不能按时发放。与这些文友不期而遇，她中学时代曾经有过的诗情被文友们的激情点燃了，她的诗作频频见诸报端。她的感觉是，和文友们在一起，她的心灵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当她激情满怀地读诗时，谁会想到她曾经是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妇呢？
热烈的讨论开始了。围绕着黄本凤的诗作，大家各抒己见。那份认真劲儿不由得让我回忆起了当年。时间变了，地点变了，一张张面孔也变了。不变的是对文学的执著。
为了这个自发的文学团体，作为组织者的曹继红、张炬可谓煞费苦心。东奔西走了将近一年，还没有为大家找到固定的活动场所。春、夏、秋三季怎么都好说，大家围坐在公园的一角，沐浴着和煦的春风，让夏日清晨的露珠滋润着跳动的诗情，让金秋的一抹夕阳融进散文的意境……可是到了冬天怎么办？去年冬天的12月最后那个星期六，因为文化宫餐厅有活动，大家只好一会儿围坐在小亭子里，一会儿站在宫殿的屋檐下，顶着刺骨的寒风，披着飘扬的雪花，继续着他们不畏风雪严寒的讨论。冻得瑟瑟发抖的我，猛然回忆起20年前在三殿讨论时的那份温馨，心里顿时泛起了些许的酸楚，20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文学却没有了它应有的位置。给文学爱好者一个温暖的家吧！不要让热爱文学的人身心到处流浪。这才是我写作这篇小文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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