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成良认为，文科院士制度“于史有据”。据他介绍，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选聘了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分为数理、生物、人文3个组，其中的人文组由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28人组成，占全部院士的35％；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正式设立了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四大门类，聘任233位著名学者为第一批学部委员，其中有艾思奇、吴晗等哲学社会科学专家61人，占到全部委员的26％。
1980年，由于政治因素而中断了30多年的学部委员制度得以恢复，并增选了新的学部委员。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已从中国科学院中分离出去，并于1978年另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因此学部委员增选的名单中不再包括文科学者。此后，国家于1993年恢复了科学院院士制度、1994年又建立了工程院院士制度，但要求重建文科院士制度的呼声却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参加今年“两会”时将这种情形称为一种“制度性歧视”——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只在理工科领域设立院士制度，而许多有识之士，包括很多自然科学家也呼吁恢复文科院士制度。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文科建设的投入力度，尤其是江泽民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出了几个重视，即“要始终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巨大作用，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高度重视改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条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重大课题的攻关，高度重视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成就和作用”，而“文科资深教授享受院士待遇”的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入教育部日程安排的。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绝大部分的学者对这一新举措表示赞许。李成良教授认为，目前文科发展面临着经费不足、人才流失等多方面的困难，因此教育部的计划非常鼓舞人心，表明了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和扶持，尽管“院士待遇”并不等于“院士制度”，但也将有助于扭转社会上“重理轻文”的倾向，有助于高校文科的繁荣。
有学者担心新制度会成为学术腐败的“唐僧肉”，某大学法学院教师甘露则认为，只要尊重学术的规律和规范，建立健全监督和评审机制，那么新制度不仅不会是腐败的温床，还可能成为学术道德建设的一面旗帜。而在他看来，教育部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加文科科研经费，更在于对社会风气和价值标准的引导作用。
据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称，“资深教授”的评定标准将由各院校自己决定。而从记者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北大、人大等在文科领域最具实力的名校都还没有拿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北大人事部的同志介绍说，由于教育部这个政策刚刚出台，因此学校方面虽然对“资深教授”或者“文科院士”的问题讨论比较热烈，但正式的标准或文件的制定还有待时日，暂时没有列入议事日程。这位负责人还介绍，对于“资深教授”的称谓，由于地域、学校的差异有可能不同，可以叫“资深教授”，也可以称“终身讲席”等等。
记者还了解到，在教育部的计划发布之前，一些院校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实践。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将江平等3位在法学界威望很高的老学者聘为“终身教授”，而各地方院校也纷纷将文科优秀人才列入重点扶持的名单当中，比如四川师大的“天府学者计划”等等。这些探索，可以为其他院校落实教育部计划提供很有益的经验。
有关人士也进一步建议，由于现在并不是正式重建文科院士制度，因此还很难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实施办法，但总的来说，应该坚持“宁缺毋滥”的标准，同时也必须明确，“院士”不是职称和待遇，而是崇高的荣誉，所以首批“院士级”文科教授应该是那些在海内外都享有较高声誉的老先生，他们在专业领域是第一流的权威，而且德高望重，能够代表中国文科学术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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